三百年来仅一人 教授之教授 | 2013-05-19 15:58:20 (被阅读 810 次) |  | 中山大学南校区康乐园东南区1号，“红砖楼房，林木葱郁”，闲置多年后最近被装修一新。这栋麻金墨夫人1911年捐建的二层小楼已有近百年历史，先后有多人在此居住，但在中山大学人的心目中，它真正的主人似乎只有一位。2009年10月25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辞世40周年纪念大会”在中山大学小礼堂举行，能容纳200余人的小礼堂拥挤到难有落脚之地。听者中既有学生，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中几乎所有人与陈寅恪并不相识，但都深知这个名字承载的文化重量。1969年10月7日，79岁的陈寅恪抱病去世，这位历史大师在康乐园内度过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陈寅恪先生79年的生命行程，可以说是一次忧患之旅。在经历过世变、家变和个人的病变之后，他晚年以衰残野老自居，带着‘文盲叟’的伤痕和泪痕，自哀而不自弃，继续从事辉煌的笔耕，堪称伟大的灵魂。”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的学生蔡鸿生如是说,求学食便宜面包在图书馆里度日,(留学16年一个学位都没拿到一张文凭.)陈寅恪家学渊源深厚。祖父陈宝箴，堪称“经世致用”之材，担任湖南巡抚时，他推行新政，锐意改革，湖南局面日新，被认为是“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圆明园起火时，陈宝箴正在酒楼饮酒，遥遥望见火光，怒火满腔，捶桌号啕，“旁座者都为之动容”。寅恪父亲陈三立积极佐助父亲推行新政，被时人誉为“维新四公子”之一，变法失败后与父亲同被革职，发誓不再入仕，专心写作，成为清末民初的著名诗人。
1925年秋，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先后受聘。1926年8月，自德回国的陈寅恪告别长达16年的海外游学生涯，抵达清华园，清华国学研究院迎来“四大导师”的最后一位。时年陈寅恪仅37岁。但仅一年后，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陈寅恪教授作为他的同事与好友撰写了碑铭，是为学术史上不朽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碑文抒发思想自由之真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此成为学人道德文章的至高追求。随着王国维跳湖自尽，梁启超随后病逝，赵元任准备出国讲学，清华国学研究院唯剩陈寅恪苦苦支撑。1929年7月，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布解散，仅存4年，徒留后人惋惜追忆。国学研究院解散后，陈寅恪转而为清华大学历史、中文两系合聘教授。他讲课时不仅本校学生和外校学生来旁听，就是清华本校教授朱自清、吴宓与刘文典等也常来旁听，“教授的教授”自此流传。
这几年，陈寅恪享受到生命中难得的几年舒心生活，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的沦陷，让事业家庭两顺的陈寅恪开始颠沛流离的转徙生活。陈寅恪和妻子共育三女:长女流求、次女小彭、三女美延。全家从北京出发，几经辗转，来到昆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临时合作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授课。
1939年春，牛津大学拟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陈寅恪不习惯昆明高原气候，时常闹病，便于暑假离开昆明经河内到香港，准备全家赴英伦，但因旅费难以筹集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遗憾未能成行。此后，陈寅恪在广西大学授课期间，曾冒被轰炸的危险经湖南衡阳到粤北石坪，在迁至该地的中山大学讲学数日。他应该不会想到，这只是自己与这所大学缘分的刚刚开始。
战后，陈寅恪复到清华大学教书，直到1948年底离开。其间，他也曾去英国医治眼疾，却是无功而返。此后，眼疾伴他终生，生命后期几乎双眼失明。天意弄人，正在学术高峰期的陈寅恪只能带着目难明视的痛苦钻研学术、传道育人。
1949年1月16日，陈寅恪抵达广州，住进岭南大学西南区52号，开始在岭南长达20年的生活，彼时，解放战争仍在继续，广州尚未解放。国民党赴台湾前曾有“抢运学人”计划，对身在广州的陈寅恪自是念念不忘。
国民党战时内阁教育部长杭立武许诺，只要陈离开广州到香港就给十万港币和新洋房，最后到了几近哀求的地步。但他态度坚决地要留在岭南大学，并对人说“何必弃父母之邦”。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胡守为回忆，1950年，岭南大学历史系仅有三位学生，选读陈寅恪课的学生仅有他一人。尽管如此，每逢上课以前，陈老师必叫助手读一遍讲义给他听，上课时还要穿着整齐。流传的说法是陈寅恪有三不讲: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不讲。这样，备课和讲课就像学术研究一样甚是辛苦，有时提前十到七天备课。
1952年，陈寅恪一家搬入中大东南区1号楼。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伟说，“中大有个传统，这栋楼是给学校最好的教授住的，是学术崇高的象征。”同年秋，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岭南大学被取消，中山大学迁入康乐园。中大迎来了史学大师陈寅恪.从上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陈寅恪视力严重衰退，只能略辨光影，学校专为他修葺白色水泥路，涂上白漆，方便辨识，还在房屋东侧的路口设了一道护栏，以保安全。当年，学校对知识分子的苦心由此可见一斑。
陈寅恪记忆力惊人，通过自己口述让助手黄萱记录，1953年末开始，仅用半年时间便完成六万多字的《论再生缘》。其实，过程却是殊为不易。蔡鸿生介绍，写《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的过程基本是这样:陈寅恪开具书目，黄萱到图书馆找到图书，拿回来念给陈寅恪听，陈寅恪是边读边思考。第二天，他会将自己前一天记在脑子里的想法口述给黄萱，黄萱记录。随后，黄萱再读给陈寅恪听，加以修改，最终定稿。
也正因此，大脑日夜疲劳，也让陈寅恪晚年离不开安眠药。有时想好了问题准备第二天告诉黄萱，但第二天却忘记，只好重新来过。陈寅恪晚年著述的艰难，大略可以想象。
黄萱家在中山医附近，彼时交通不便，可以说陈寅恪经常是焦急等待，原因就是记在脑中的东西需要宣泄出来，否则太过紧张。每次都是口述完毕，陈才能放松下来。
1962年6月，陈寅恪入浴时滑倒在家中的浴盆里，摔断右腿股骨，住院近7个月，股骨仍不能长合，自此长卧于床榻。当时，中山大学为他配备了三位护士进行护理。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定专家前往会诊.“文革”开始后，护士便被撤除。眼盲膑足的陈寅恪终日躺在床上或在木椅上静坐。但其巨著《柳如是别传》还是在1965年终于完成.
1966年“文革”蔓延到中山大学。信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陈寅恪，难以幸免:工资停发，存款冻结，东南区1号楼被大字报覆盖。后先生全家被赶出东南区1号，惨居一平房之中。
1969年10月7日，一生推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走完79年的人生历程。妻子平静地料理完他的后事，又安排好自己的后事，就像她对人说的:“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两人离世相隔仅4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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