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裔徐俊医生非洲义务行医 | 2017-12-05 15:48:54 (被阅读 1742 次) |  | | 图片上：徐俊医生给病人看病。
图片中：徐俊医生带儿子到非洲义务行医，影响了儿子对行医的态度。
图片下：徐俊医生到非洲农村给病人看病。
Dec 5, 2017, 00:14 AM
侨报记者 林菁
2013年，徐俊医生第一次踏上非洲，在麻风村义诊首日看了270个病人，目睹当地缺医少药的悲惨状况，他回美国后成立“非洲哭泣”慈善机构，自筹善款，每年到非洲行医，赠送物资给当地村民，为他们建医院和学校。他说，如果我能救一个孩子的生命，我这辈子就值得了，如果我可以改变5个、10个、100个人的生命，那么我就赚了。
创办“非洲哭泣”。
我1988年来美国，刚开始做科研，后来考医生，拿到西医和中医执照。我的祖国人民给了我受教育的机会，我也没交过学费，我家庭美满，儿子医学院毕业，女儿大学毕业，现在不需要很多钱，我想回馈社会，2013年我开始给中国做公益，但没有找到合适的对口单位。我有个巴西裔秘书对我说，她叔叔每年去非洲，我想那就去非洲把，我喜欢写作、摄影，去采采风也不错，我当时的想法没那么高尚。
但当我看到非洲悲惨的生活，对我触动特别大，我们吃掉的鸡骨头扔掉，一群非洲孩子涌过去抢，我的心都碎了。
我们去了麻风村，那里几百人自生自灭，没有人管，麻风一代代传下来。非洲就像一个大熔炉，我看到很多志愿者，他们到了那里后，就一个个还要再回去。
我们作为人，就要回馈社会，如果没有回馈，就是白来一趟，在这世界上我所索取的远远超过很多人，我不能对外面的世界不管。但我当时也没什么信心，我一个人能做什么呢。当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们在非洲做的工作时，捐款就越多，于是我成立了“非洲哭泣” (Africa Cries Out)非牟利机构(www.africacriesout.org)，形成良性循环，做的事情越来越多，捐款也就越多，在非洲能做的事情也就越多。
我们在非洲办了3个小学和一个技术学校。我们建了一栋楼，1000平方英尺。第一届学生27人已经毕业。我也想去贵州，按这个模式办学。
我们每年带10万美元的物资，但是吃掉就完了，2014年我们又去，刚好伊波拉病毒爆发，我们团队有个人发烧，幸好不是伊波拉，而是疟疾。隔年我们没去。
2016年，我们又去非洲，去同个村庄。一个老百姓问，你们去年怎么没来？我们通常会给一户人家一袋50公斤的大米、植物油、青菜，他们可以吃一两个月，他们说，你们不来，我们就挨饿了。
在非洲办学校医院
我们觉得，“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开始想办法办学校。办学校要很多钱，先把教学楼建起来，预算大约20万美元，结果花了30多万。我们办的技术学校有10个教室，招了27个学生。从巴西请来老师，教水工、电工、泥瓦工，这些实用技术可以帮助学生生存。他们毕业时，刚好碰上要建房子，他们用上了学到的技能。
我们从中国送了一个集装箱的设备到非洲。广州有一批人，我连面都没见过，他们是我朋友介绍的，我对朋友说，我需要很多设备：50千瓦的发电机，制砖机，商业的烤面包机，以及10台缝纫机用来办衣厂，孵小鸡的机器，送给村民养鸡。广州这些朋友帮我们采购、办出口手续，我通过微信跟他们联系，他们先垫钱，现在技术学校的基本设备都有了。
我们在非洲已经建了两个医院，除了麻风村一个医院，还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卡也建了一所医院。另外还建了4所学校。我和牧师尼尔森(我秘书的叔叔)一起做这些事情，他之前已经与当地建立了联系。
我担任主席的“非洲哭泣”，筹到的善款90%来自华人，主要是来自台湾、香港的美国华人，这些年我筹了40多万，还有6到7万人民币来自中国大陆。
我在非洲见到一些中国人，他们给当地人印象不好，中国人喜欢红木、黒木家具，他们去非洲拿资源，那里的人每天工资是4美元，非洲政府禁止黒木出口，但中国人贿赂政府高层，买下成片的山，把山一座座砍光，当地人认为中国人有钱，到那里去抢资源，当地人看到中国人就抢。
中国人喜欢用钱解决问题，我们到那里捐款，改变中国人的形象，我们不求回报，我们聘请当地的医生，看一个病人只要一块五毛美元。
麻风村自生自灭
2013年我们去到当地一个麻风村，那里有300到400个麻风病人在自生自灭，我们去看他们，送医送药，那里连看病人的小房间都没有，只好搭帐篷，几百个病人等着我给他们看病。
我找了两三个翻译员，先把村庄的土话翻译成省的土话，再翻译成法语，再翻译成英文。我让他们在门口先登记，介绍自己的病情，比如咳嗽5天，然后我口述医嘱给翻译员。第一天我看了270多个病人，非常累。
我们想在当地建一个医院，就去找了省长，塞内加尔只有1500万人口，省政府只有一栋楼，我们说对省长说，我们想建一所医院，我们提供硬件，你派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去管理。麻风病人，只要两年连续用药，就可以治愈。医生可以监督病人用药。当地人50%文盲，你无法写字告诉他们何时服药，服用多少，而要画圈圈，他们才看得懂。
我们花了5、6万美元建好医院的房子，但碰上老省长退休，新省长上任，他说没法给我们派医生和护士，我们只好自己花钱请了一名护士。
捐款百分百捐非洲
从2013年到现在，除了2015年，我们每年二月都去一次非洲。在达卡那家医院，我们请了法耶医生，每月给他薪水只有1000美元。塞内加尔以前是法官殖民地，法耶医生出生名门，从法国一家很有名的医学院毕业。
法耶医生患糖尿病、高血压、哮喘等很多病，但他坚持要跟我们一起去麻风村，我刚开始不同意，他说我有个心愿，我想死在看病人的路上，而不是死在家里。后来他真地在路上病发身亡，最后死在麻风村。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一个人如果能像法耶医生那样，就非常了不起。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如果只想给自己和家人吃好、用好、住好，这样的人生格调太低，如果我们愿意为改变别人的生命去做事，那么就值得。如果我能救一个孩子的生命，我这辈子就值得了，如果我可以改变5个、10个、100个人的生命，那么我就赚了。社会给我的投资，我以100倍回报。
我在非洲有两个项目，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所有人的捐款，百分之百都用到非洲，我们团队所有人去非洲的机票、吃饭都自己掏钱，没有一分钱行政费用。我们的账目公布在网上，财务上透明。
父子同赴非洲行医
我是江西人，1973年下乡当知青， 因为喜欢说话，被打为现行反革命，我考大学分数很高，但不让我上大学，77到79连考了三次，79年才让我去上大学，我去了江西中医学院，1984到1987年在广州中医学院读硕士，1988年来美国，在纽约布朗士爱因斯坦医学院做了几年研究，虽然我是学中医，但我考了西医和中医执照。
1996年我进入纽约医学院做驻院医生，2000年毕业，有位美国医生帮了我，使我有机会到康州格林威治村开诊所执业。我同时在纽约医学院当助理教授，在哥大附属医院做主治医生。我是康复医生，主要治疗疼痛，我的中医针灸也派上了用场，上帝全都为我准备好了。
我儿子一岁来美国，他从小到大没受过什么苦，在卡耐基麦隆大学读经济，他对读书不是很认真，对做商人也不是很感兴趣，毕业后到威斯康辛州工作，后来考了威斯康辛州大学医学院。 刚开始他不太想去读，后来还是去了。医学院第一年，我带他去非洲，他看到非洲的悲惨景象后说：“回去后我一定好好学习，我再也不会抱怨了，我在美国的生活比他们不知好多少倍，我要为他们做些事情。”后来我儿子在同是医学院学生的女朋友的鼓励下，对学医的态度完全扭转，除了一个A减，全部都是A，还获得美国医学生最高奖Alfa Omega Alfa Award。毕业后我儿子去了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医院做驻院医生，他的专业是介入放射外科(Interventional Radiology)，该专业2016年首次招生，全美才招14个人。
我对我儿子说，这不是你赚来的，这个社会对你这么好，你要回馈。他说他将来要和妻子去非洲行医。他太太是妇产科医生。我说，非洲的事情我如果做不完，你要接棒，他说没问题。
今年我带了朋友和他读中学的儿子去了非洲。我朋友是科学家，他儿子也像我儿子一样养尊处优，但非洲让他触动很大，他跟我们一起义务为病人服务。
到非洲做慈善，不仅改变非洲的人，也改变了参与的人，我很大地改变了我自己，我希望每个人都付出努力，去改变世界，你在改变别人生命的同时，也改变自己的生命。
如果您愿意支持徐俊医生的非洲事工，请将支票写给 Africa Cries Out, 寄给：Jun Xu, MD, 1171 E Putnam Ave, Riverside, CT 06878,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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