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汤一介 | 2014-09-11 07:59:23 (被阅读 1197 次) |  | | 图片：博士生导师汤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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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9日晚8时56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汤一介在北京北医三院逝世，享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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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文化综合 2014年9月9日晚8时56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汤一介在北京北医三院逝世，享年87岁。
汤一介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祖父汤霖是前清进士，父亲汤用彤则是哲学大家。1951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留校任教。夫人乐黛云是北大中文系教授，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
1988年,冯友兰、季羡林、梁从诫、汤一介、张岱年、朱伯昆等学者创建中国文化书院,汤一介任院长,梁从诫任副院长，季羡林任主席。
2012年汤一介获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将他描述为：“汤一介先生力主思想对话，引领风气之先，传承中国学脉，执掌《儒藏》编修。他所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重启了传统文化热潮；他所主张的普遍和谐、中国解释学和新轴心时代，激活了融通中西的世界之中国；他所撰述的《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儒学史》，弥伦群言而精研一理，为中国思想的当代价值立言辩德。”2013年，汤一介主编的《中国儒学史》获得了“北京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
2002年，汤一介提出编纂《儒藏》的建议。“有自己文化传统的国家，而且珍惜自己传统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从历史上看，儒学传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我们没法割断它。”“《佛藏》收录了佛教典籍，道家典籍也编在一起了，就是没有《儒藏》。”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2003年，当时已76岁的汤一介成为国家《儒藏》工程首席科学家、总编纂。2004年初，他任组长的《儒藏》编纂工作小组正式启动工作。今年五四习近平造访北大时，曾看望汤一介了解《儒藏》编纂情况。2014年6月，87岁高龄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在《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发布会上说：“我想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愿意为《儒藏》编纂工程竭尽全力。”
2013年12月21日，凤凰网文化在北大哲学系参加了汤一介新著《瞩望新轴心时代》发布会。其时，汤先生已经身患重病，向医院请假，由夫人乐黛云陪伴出席活动。尽管如此，会场上的汤先生仍表现出睿智、谦逊的精神面貌。
2014年6月19日，抱病在身的汤一介还出席了十卷本的《汤一介集》发布会，“我想继续再写文章，讲我自己的感受，讲我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讲我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作为一个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最主要的特点是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供大家参考，而解决问题则需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我应该继续努力把我想的问题提出供大家讨论，这样才不负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的责任。”
在今年闹得满城风雨的燕京学堂一事上，汤一介还曾致信王恩哥，反对这一做法。
走过30年弯路
在汤一介的自我描述中，他认为自己在50年代后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自我，从一个怀抱“哲学家”梦想的人，变成了一个“哲学工作者”：“走了三十年的弯路，把最可能有创造力的时光白白度过。”
在当时的观念里，哲学家是马恩列斯与毛主席这样的人，而哲学工作者负责解释他们的思想，并以此解释历史与现实。汤一介当时对此信之不疑。身为为1949年入党的老党员，中学时期起汤一介便接受了共产主义，一度还有去延安的计划。大学毕业之初，汤一介还在北京市委党校开设党史与马哲课程。
1958年，夫人乐黛云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汤一介每封来信仍坚持“乐黛云同志收”。文革开始时，汤一介被打为“黑帮分子”，但即便如此，他也还是“自觉是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一切听毛主席的”。
1973年，汤一介被选入梁效班子，为毛主席“做材料的工作”。他曾回忆当时马王堆的帛书出土以后，因为毛主席要读，江青就把材料拿来，他们帮着做注解，标上音。当时他不是完全没有怀疑，“有的东西到底对不对”？但是想想又算了，因为这是毛主席交代的。
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后，被隔离审查的汤一介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我该听谁的？”而后他反思：“我之所以走了一大段弯路，主要是因为我没有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问题”，而后他决定“我只能听我自己的”。
“四人帮”垮台后，汤一介被隔离审查，到1978年才被平反。1980年，53岁的汤一介恢复了在北大讲课的资格，当时他不愿再与政治有瓜葛，率先把中国传统哲学作为认识史来思考，并以真善美概念为基础，综合各家所言，建构出一套中国哲学理论体系。
“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令人肃然起敬”
在1980年代，汤一介比较关心的有两个问题，一是真善美问题，二是中国哲学的框架问题。1980年代上半叶，因为对牟宗三“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说法有所保留，汤一介开始思考从其他角度思考中国哲学的主题。“真善美”便成为他的思考角度：不仅在1984年发表了《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在1987年加拿大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上，他更指出中国哲学的主题和精义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分别与真善美相对应。
1980年代下半叶，汤一介则根据余英时“内向超越”的启发，思考中国哲学的传统框架问题。相对外在超越的西方哲学，而中国哲学的取向则是内在超越。汤一介认为，东西方哲学的差异，可以说是人生境界的问题，但人道还应提升到天道的高度来认识宇宙和人生的问题。“因此我提出和谐问题。内在超越如果落实到实践上，人的自我道德的提升，就是在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实践，如果不落实，则没有实际效应。内在超越是一个中心，往上提升到和谐，往下落实到政治、社会实践，这三个问题构成中国哲学的框架。”汤一介介绍。
1990年代，因为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汤一介又开始思考“文明的冲突”的对应面：文明的共存。他认为如果文明不能共存，世界将会混乱、人类彼此争夺。这一时期他思考的另一个问题，则是中国现代哲学的转型问题。在1980年代后期，有说法认为激进主义派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汤一介则认为，包括激进主义派、自由主义派、乃至保守派等在内，共同组成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前一个问题是怎么看世界，后一个问题是怎么看中国，应该如何来理解、如何来创新我们的哲学。”
进入21世纪，汤一介更多思考的是哲学理论问题。自1990年代末开始，他考虑创建中国自己的阐释体系。在他看来，当前对经典的解释，无论哲学、宗教、艺术等，都是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而面对中国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料，以及解释经典的经验、方法、与理论，他在思考创造中国的解释学。
另一个问题，则是“儒家伦理与现代企业家精神”，这是他读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后深感在中国没有建立起一个当代资本家的精神家园，因此思考能否根据儒家伦理，来建设现代企业家的精神。
第三个思考重点，则是他读了雅思贝尔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认为人类必须追求新轴心时代。这其中又涉及儒学与普世价值的关系。汤一介认为，应该区分普世价值与普世主义分开，普世价值在各种文化中都有它的因素，而普世主义则是西方文化特有的东西，认为只有西方的价值理念才具有普世价值的意义；而后现代主义虽然瓦解了西方的现代性，但只有瓦解，没有建设，而儒学则可能带来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
9月7日刚刚结束的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汤一介并没有出席。汉学大会自2007年举办，汤一介与乐黛云原本每一届都参与。第一届时乐黛云作讲演，汤一介全程陪同。2009年第二届汤一介作大会发言，乐黛云全程陪同。2012年第三届时，汤一介还在志愿者的搀扶下，走到发言台点评了谢大卫和杜维明教授的讲话。
2009年汉学大会前夕，汤一介身体不适，但他抱病前来出席并发言，人民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冯惠玲此前介绍，很多领导在贵宾室接见外宾，独汤先生一人静静地坐着，“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令人肃然起敬。”
主要著作
《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非有非无之间》《汤一介学术文化随笔》《非实非虚集》《昔不至今》《郭象》《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汤一介卷》《佛教与中国文化》《生死》《和而不同》《我的哲学之路》《新轴心时代与中国文化的建构》
附 汤一介学术自述
一个人的一生大概会分成若干不同的阶段，其中写作生活大概也可以成若于阶段。1947年在我二十岁的时候曾在当时北平的《平明日报》上发表过两篇散文：《月亮的颂歌》和《流浪者之歌》。1949年后，开始我是北京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干部，忙于各种政治运动。1951年初，我没有读完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最后一学期而被调到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学习，并留在那里担任了教员，先是教（联共党史）第九至十二章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部分，后未也教过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1956年回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先是作为我父亲汤用彤的助手，帮助整理他的著作。1957年后，由于各种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这样我也就自动地或者被动地投入了。1957年初，在北京大学召开了一次“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我为这个会议写了一篇文章《谈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收入《中国哲学史讨论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中，这是我在解放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自此以后一直到70年代末，我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大概发表了四五十篇论文，这些论文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论文，这些论文大都收入当时的“讨论集”中；另一类是批判别人的文章，例如批判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和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批判吴晗先生的“道德继承问题”等等。现在看来，这些论文很少学术价值。如果说这些论文还有点什么作用，我想可以说它们反映了当时极左思潮在我国学术界的影响多么深刻，它可以和其他同时代的类似论文一起作为总结极左思潮对学术研究的危害的材料。
在我读高中时，我就幻想自己将来能做一个哲学家，推动中国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但到1949年后，我的这种幻想逐渐消失，当时我和几乎所有学习和研究哲学的学生和教师都认为自己只能做一名“哲学工作者”，而只有政治上的领袖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才能做哲学家；而且他们一定是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哲学工作者的作用大概有两方面：一是解释伟大领袖们的哲学思想；另一是批判继承古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而后一方面又往往是对古代哲学家作一些定性分析，或者是唯物主义或者是唯心主义，或者是进步或者是反动等等。我在1957年至70年代未写的文章大多是这样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这无疑为学术界的学风转变起了巨大的作用。近二十年来，虽其间仍然有极左思潮的干扰，但从总体上说学术研究的环境比前此的三十年好多了。因此，可以说80年代以来，我的写作活动进入了第三个时期。在这期问我大概写了百余篇文章，出版了七本书，其中有三本是论文集，一本英文论文集。自80年代以来，我虽不敢幻想成为一名这个时代的哲学家，但我自己却也能对自己提出个要求，即希望能在认真掌握材料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思考和认识水平来写作，不再写违心的、应景的和教条式的论文了。《略论早期道教关于生死、神形的理论》发表在《哲学研究》1981年第一期，这是我80年代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读者可以看出，从80年代初的上述那篇文章起到今年（1997年）末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辩名析理——论郭象注〈庄子〉的方法》，我的思想也是在变化着的。我相信对学术研究未说“自由地思想”是非常重要的。“自由”是一种最宝贵的创造力。我自知自已的学术功力比起老一代学者如熊十力、陈寅恪诸先生差得很远，但我和如我这一辈的人却也在努力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复兴做力所能及的事。1994年至1995年，我为台湾正中书局编的一套《我的学思历程》写了一本关于我学习和研究哲学的书叫《在非有非无之间》，这本书中有一章是专写80年代以来我对中国哲学所作的哲学思考，现作为附录收入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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