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之路 路在何方 | 2013-06-12 10:28:33 (被阅读 729 次) |  | 中国是翻译大国，翻译理论却相对滞后，关于直译与意译、形似与神似等诸问题多有争执。傅雷主张“重神似不重形似”，鲁迅则提出“宁信而不顺”，因为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方法”。两种主张，均不乏追随者。当下，受市场因素影响，又出现了不少新的问题，重复翻译、以次充好等翻译乱象丛生——
翻译之路 路在何方
江枫 诗人、学者、翻译家，原名吴云森，生在上海，祖籍徽州。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和北京大学中文系。1949年2月参军；1951年当选江西省文协首届常委；1956年入北大，参与创办《红楼》杂志；1978年在北京密云创办《寸草》杂志；1983年成为中国三S研究会创始常务理事；1995年获得我国首次设置的彩虹文学翻译终身成就奖；1996年被聘为清华大学外语系兼职教授。虽有诗文问世，尤以译雪莱、狄金森、史沫特莱闻名，得意之作却是《江枫论文学翻译及汉语汉字》，有自成体系的译论、有文字研究的突破，有对当今文科教育弊端有力的针砭。2011年，获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晚来雅爱狠斗学术腐败，自以为荡涤惑众妖言，节约教育资源、避免生命浪费，并且，有助于恢复或增强学术界的自净能力。
翻译可以百分之百忠实吗？——再驳翻译总是“创造性叛逆”
□ 江 枫
◎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追求理想，接受现实，不止步于现实。这种忠实也许就是德理达的：忠实的不忠实，不忠实的忠实。有人否定翻译能有定本，这就是定本，如果不能以更好的译本加以代替！
为了开好“江枫先生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筹备组要我把几本出版社不敢出的论文集，抽选主要部分合成一本自费出版。这本书里有两篇批评都和谢天振教授的《译介学》有关。那“译介学”究竟是不是学问，如果是，又是什么？我认为是伪翻译学！因为这种所谓“理论”的核心观念，是有悖于事实的所谓“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他以此为论据，只因为这是一个外国人所说。而谢天振的“论证”则是：“确实，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正是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才使得一部又一部的文学杰作得到了跨越地理、超越时空的传播和接受。”这种全称肯定，只要有一个反证便足以推翻，何况，古今中外文学史上如何如何就显然是谎。谁相信他读过“古今中外文学史”？连中国文学史都未必读过，否则就不会把《韩诗外传》的名句，“误译”为“文革时期创造的政治批判语”。
编写《译介学》时，谢天振教授只找到一个叛逆的成功“例证”，说“精通英文的钱钟书，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愿意读哈葛德的原文，理由很简单，林纾的中文文笔比哈葛德的英文文笔高明得多”，也不知这个中文文笔和英文文笔的高低是怎样比的？这个高低是他自己比出来的，抑或只是道听途说？何况，从不懂外文的林纾笔下产出的会是“译文”么？但是此说有用，他就记住了，而且，要求别人相信。
真正的学者，要以此为据进一步演绎推理，就该验证一下钱钟书的话是否可靠，至少应该知道哈葛德是谁，说的是哪篇或哪部著作，钱钟书是单独针对哈葛德，还是但凡有林译就不读原文，以及，世界上的钱钟书有多少，所有的读者都是钱钟书么？逻辑，就是要避免我们胡思乱想。
姑不论此例能够说明什么，十多年来他苦苦搜寻，也未能够找到第二例，这次莫言得奖，谢天振如获至宝。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谢天振见“创造性叛逆”。
他说：“谁都知道。莫言此次获得国际文学界的大奖——诺贝尔文学奖，与翻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其背后有个翻译的问题，然而却不是谁（包括国内的翻译界）都清楚具体是些什么样的问题。”只有他明白，但是他的明白话总离不开谎，他说：“日前读到一位老翻译家在莫言获奖后所说的一番话即是一例，他对着记者大谈‘百分之百的忠实才是翻译主流’、要‘逐字逐句’地翻译等似是而非的话。”可是，若非“逐字逐句”就连一个what都不知该怎么译，不止是谢天振，包括我，所有的人，全都不知。这话是我2011年接受第二个终身成就奖时对《文艺报》记者说的，而且有译例为证，一例是威廉斯的《红色手推车》：
so much depends 有那么多要
upon 依靠
a red wheel 一辆红色手
barrow 推车
glazed with rain 被雨水淋得
water 晶亮
beside the white 在一群白鸡
chickens. 近旁。
我说这译文的忠实度不低于98％，不信？请修改。到天黑也改不动。这98％就是今天的100％。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追求理想，接受现实，不止步于现实。这种忠实也许就是德理达的：忠实的不忠实，不忠实的忠实。即：现实的忠实！有人否定翻译能有定本，这就是定本，如果不能以更好的译本加以代替！某人之所以能够一生而两获终身奖，我以为，就是奖励他追求并在某种程度上达到或接近这种忠实。
我说，译文的忠实度达到98%，一刻，改不动一个字，这98%，就是这一刻的100%，谢天振无法反驳，现在却脱离原话具体语境和例证来说“似是而非”。不，这是说诗歌翻译，100%忠实不易，我说过，艺术从来不是懒汉的游戏，而译诗，现实的100%忠实，经过努力尚可达到，则一般翻译，就更不在话下了。如果100%的忠实不是主流，1+2，经过翻译，居然不等于3，而E=mc2，经过翻译，所表达的竟不再是质量、能量的转化关系，不同语言人群之间便不可交流信息、沟通思想，怎么会有今天我们眼前的全球化进程！
据谢天振说，“却不知莫言作品的外译事实正好与他所谈的‘忠实’说相去甚远。英译者葛浩文在翻译时恰恰不是‘逐字、逐句、逐段’地翻译，而是‘连译带改’地翻译的。他在翻译莫言的小说《天堂蒜苔之歌》时甚至把原作的结尾改成了相反的结局。然而事实表明，葛浩文的翻译是成功的。”是什么事实表明？是莫言得奖？
金岳霖在清华讲《逻辑学》，第一课就举过这样一例，“如果天下雨，则地上湿”为真，“如果地上湿，则天下雨”未必真。以莫言得奖来证明葛浩文在翻译中改写结局，据莫言自己说还增添了性描写，“是成功的”，未必真。因为莫言小说外译很多，译者不都是葛浩文，不都改写、不都增添性描写。谢天振是说葛浩文改得好，还是说谁改都好，不改不好，不改，莫言就得不上奖，这就是规律？不，谁得奖，也没有规律！
他说，“有人曾对莫言作品外译的这种‘连译带改’译法颇有微词，质疑‘那还是莫言的作品么？’对此我想提一下林纾的翻译，对于林译作品是不是外国文学作品恐怕不会有人表示怀疑吧？这里其实牵涉到一个民族接受外来文化、文学的规律问题：它需要一个接受过程。我们不要忘了，中国读者从读林纾的《块肉余生述》到读今天的《大卫·科波菲尔》乃至‘狄更斯全集’，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
还是一个不足为训的林译，不懂外文的“翻译”显然不是真正的翻译。反对翻译学研究翻译规律的谢天振，居然以林译为例谈什么文学规律。谢天振研究过林译么？我相信没有。据《中国翻译辞典》说，林译“烂译、改译、增译、漏译、误译之处不少，林纾译了不少西方名著，但更译了不少西方二三流作品。林纾把一些优秀剧作如莎士比亚的Henry IV和Henry VI等，译成了记叙体的文言小说《亨利第四纪》和《亨利第六遗事》，增加了许多叙事。却删掉了许多对话。……有时甚至把作者的国籍也弄错了”。钱钟书读莎士比亚，也是只读林译，不读原文？
“对于林译作品是不是外国文学作品恐怕不会有人表示怀疑吧？”这句话本身就成问题。如果问的是林译所“译”是不是外国文学作品。我可以回答，“林译”涉及英、法、俄、日四国作品184部，根据，不是原作，而是他人口述，充其量也只能算转译，把口述者的口述，转译成他笔下的文言方块汉字。是转译加改写，不是翻译，也不是翻译外国作品。谢天振用林译代表文学翻译，就在逻辑上违反了同一律。以推导不出“翻译总是如何如何”的孤例为证，作出全称肯定判断，则违反了理由充足律。一贯鼓吹“正是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才如何如何”，又不敢睁眼瞎说“力求忠实的译作反倒不利于文学杰作的传播和接受”，又违反了排中律。
谢天振宁愿面对现实视而不见，为什么“中国读者从读林纾的《块肉余生述》到读今天的《大卫·科波菲尔》乃至‘狄更斯全集’，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就因为“林译”是十足的“创造性叛逆”，不是翻译，而且还可能是叛逆的叛逆。至于全集，更不能说明什么，有些外国作家也许500年也未必会有他的中译本全集，原因各有不同。你知道狄金森从《诗刊》发表江枫的译诗，给她的姓名定译为艾米莉·狄金森，到她受到中国广大读者和学者的欢迎、学习、研究，用了几年？可以说，狄金森在中国，是一夜成名。为什么，因为译者追求形神兼备的忠实。公认最好的译本，被引用、被研究、被比较、被不同出版社出了又出、被剽窃的，还是30年前那个江译本，为什么，因为忠实度达到98%。但是，狄金森，却很可能是再过500年也未必会有形神兼备中译本全集的外国杰出女诗人，自有独特原因。
如果未经作者授权，译者在翻译中故意“创造性叛逆”，第一，违法，侵犯了作者的著作权。第二，挂羊头卖狗肉，以原作者的姓名为幌子出售自己的“叛逆”，侵犯姓名权，危害消费者权益，而且不道德。第三，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败坏我国文学翻译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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