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其实无论是正始名士、竹林名士精神都出了问题 | 2013-05-30 09:35:12 (被阅读 1452 次) |  | 送交者: 哆哆 2013年05月26日23:52:18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魏晋风度其实是名士们精神出了问题
有些日子没有写时评了，好心的网友问我怎么回事，其实是因为这段时间一些文化名士们或消沉或乖张，不大好评说;而我又是只想写写文化时评、专门拿他们说事的。
名士们的消沉自不消说，最近凸显乖张者莫如两位：
一位是北大的孔教授，自称孔子N代玄孙“孔和尚”人唤“孔三妈”者孔庆东。他老先生突然跑到张家界一座庙里打坐，说是要出家，一时惊世骇俗。又传他在博文里写了(转抄陆游的)一首七律，有学生说不合格律犯了孤平，教授批曰：“你妈是孤平” !结果闹上法庭，判他道歉、赔200元。
二是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突然宣布说要花五年时间“像做爱一样写作”，写一部36卷的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史诗式的《易中天中华史》，从女娲讲到邓小平，颠覆中华历史，重启人类文明。近日已发售两卷，观点果然空前绝后，择其要者，一是凭直觉断定女娲肯定不是男性生殖器，而是女性生殖器;二是女人找到了快感，性才成为生活;三是中华文明早在中唐就掉到裤裆里了。
于是有出版界人士就在微博上公开表示：“直觉告诉我，易中天教授精神发生了问题。”
易中天们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我不敢凭直觉断定;不过说到名士的精神出问题，中国历史上倒确实有过，那就是魏晋时期。
过去人们把魏晋名士啸傲山林、酗酒嗑药、放浪裸奔的种种怪搞说成是什么名士风流、魏晋风度，有人甚至说是知识分子追求个性解放的文化符号，那其实是有意无意地美化了他们。魏晋风度虽然是鲁迅叫响的，但鲁迅先生也明确说过：“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也就是说他们显然是精神出了问题。
概而论之，魏晋时无论是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和中朝名士，精神出问题的症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所有士人的言论绝对不谈时事，一味清议玄谈，而且去儒非礼，崇尚虚无。二是嗑药，吃什么“五石散”，浑身发痒只得宽衣敞肚，这是曹魏的组织部长、也是当时最著名的白富帅何晏带头而变成时髦的。三是酗酒醉生梦死，刘伶成天让人抬着棺材跟着他走，说是醉死在那儿就埋在那儿，是最杰出的酒麻木。四是放浪形骸，赤身裸体，乱追女人，阮咸干得最彻底。这群疯子不足为怪，最瞠目结舌的是当时的大作家们也疯态可掬。比如曹丕当时兼任作协主席，大作家王粲逝世了，曹丕亲自主持开追悼会，居然说，他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就都来学驴叫吧。于是众人一阵驴叫，算是礼成。
可以说，那时的名士“风流”可比现在的孔、易教授们厉害多了，但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要考究魏晋名士精神出问题的缘由，我们不能不注意其中三个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一个是孔北海孔融，也是孔子的玄孙，不过比孔庆东早许多辈，据说他是第20代吧。曹丕《典论》论文里就专门“典”到过他，名列建安七子之首。这位儒家祖师爷的嫡系后人应该说是“文化信仰”很坚定的，可是西汉的独尊儒术，也经不住东汉三国的政治黑暗和残无人道的杀戮兽行，“仁义道德”那一套在士人的心目中完全破灭了，连孔子自家的后人也不相信了。孔融把什么都看透了，就故作“公知” 状，越位当意见领袖乱发微博，曹操说什么他反对什么。曹操破了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老婆甄氏捉来，归了自己，孔融就冷笑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了。曹操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就说，那可不一定，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你何以不禁婚姻?曹操说孝道总还是要讲的吧?这是伦常底线，不能突破。孔融居然说，什么呀，生孩子只不过是因为男女图快活而已!瞎，这可太不像话了，曹操就借此将他销号了。由此可见，魏晋名士的精神出问题，可以说是春秋战国之后中国政治思想分裂期思想信仰危机所致。
另一个是竹林七贤之首嵇康。此公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既是世族贵胄，学问也大得很，文学、玄学、音乐、书画无不精通，是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可是宫廷篡夺你死我活、“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为了逃离政治漩涡，就故意怪搞，跑到太行山南边竹林里去打铁。他每天脏兮兮的也不洗脸梳头，打铁打得一身黑就跳进池塘里泡泡。司马昭想拉拢他，派锺会去套近乎，他只管叮叮当当打铁，居然不理不睬。朋友山巨源(山涛)劝他做官，他公开发表《与山巨源绝交书》，列出自己有“七不堪”、“二不可”， “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昭只好下决心把他杀掉。当时三千名太学生联名上书，求司马昭赦免嵇康，并让其到太学讲学，但并未获准。在刑场上，嵇康顾视日影，从容弹奏《广陵散》，曲罢叹道“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从容赴死。由此可见，魏晋名士精神出问题是有其政治原因的。
“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从此“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中国的思想文化一片死寂。然而魏晋名士中真正精神出问题而骨头没问题毕竟没有几个人，更多的是用清谈、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苦闷、保全性命，最后不得不向权贵妥协、为权贵效劳。其中阮籍是很有代表性的。
阮籍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也是竹林七贤的首领，才华横溢，在当时名气很大。他原来也趾高气扬喜欢品评历史人物，发过“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样的宏论。可是在司马家族发动“高平陵政变”篡夺政权之后，阮籍的精神就出了大问题，他选择了逃避，彻底放纵自己。他另愿做恣情任性败俗之人，小心避祸，“口不臧否人物” ，但仍然不能解除内心的痛苦，以致“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晋书·阮籍传》)他和刘伶一起喝酒胡闹，甚至酒后吐血。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只好作罢。但是阮籍还是不得不做了司马集团给他的一个官，当了东平太守。他故意骑着小毛驴去上任，进了衙门便令人拆去隔墙，十几天后又骑着驴子离开了，好像开玩笑似的。后来他打听到步兵营中有一位厨师很会做酒，而且营中藏有美酒300斛，就主动要求当了一名步兵校尉。在这两任官职期间，他每日只是与刘伶饮酒吃肉，成天醉倒在酒乡里，从不发表任何政治见解。然而在政治斗争最关键的时候，他还是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了“劝进文”。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由此可见，魏晋名士精神出问题只不过是知识分子被迫依附新的统治集团初夜的人格挣扎。
除了阮籍之外，魏晋名士更多的是如王戎山涛之流，在一阵装疯卖傻之后又投靠权贵做起官来，所以王夫之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他们的精神出问题很好玩，又很可悲，这可以说是中国士人的传统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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