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殊荣：毛泽东为林育英亲自抬棺 | 2013-05-30 09:24:39 (被阅读 1979 次) |  | | 1940年4月30日，林育英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应邀到延安青年文化沟出席延安各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
会议开始后，先由周恩来作演讲。接着，大会主持人请林育英发表演说。林育英虽是病人，却像往常一样，振作精神，走到台前，发表庆祝五一节重要意义的演说。讲了不到10分钟，他突发脑溢血。正往地上倒时，警卫员迅即上前抱住了他，并立刻把他送往医院抢救。
这次病发虽经抢救及时无生命危险，却使他无法站立起来，也使他再无法为党和人民工作。毛泽东和党中央为治他的病，想了许多办法。由于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他的半身不遂始终没有治好。他过去在狱中受酷刑留下了较为严重的后遗症，大脑、心脏及肝病也日益恶化。他虽然卧床不起，心里却时刻想着中国革命，想着党的事业。1941年1月16日，遵令开往黄河以北的新四军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损失达7000人，军长叶挺被俘，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等被叛徒杀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消息传到延安，中共中央机关的干部群众无不愤慨。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纷纷举行各种形式的抗议、声讨、谴责活动。有的人认为，抗战进入关键时刻，国民党突然搞这一手，国共合作不可能再进行下去，应该同国民党决裂;还有的上书党中央、毛泽东，建议再不要与国民党合作。
病中的林育英得知这些情况，心里很不平静。他对国民党、蒋介石蓄意制造“皖南事变”极其愤慨。同时，他又认为，不应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日本帝国主义未打败，国共仍应继续合作下去，两党如在此时破裂，对抗日战争极其不利。为此，他在病中上书毛泽东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世界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力量之间的矛盾，皖南事变虽然使我党受到很大的损失，但与四一二、马日事变还是有些不同，日本帝国主义未赶出中国，统一战线仍要坚持。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不可能胜利……
毛泽东很快收到了林育英的信。他阅读了林育英的信后，为林育英关心党的事业，决心抗战的精神所感动，马上给林育英复了信。毛泽东在信中肯定林育英的意见是正确的，并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日本帝国主义未被赶出中国之前，绝不会改变。
毛泽东在信中对林育英的病甚为关心，并说：“你病如何，甚以为念，请好生保养为盼!”
林育英收到毛泽东的信，心里的石头落了地，病也仿佛轻了许多。
过了不久，毛泽东又亲自到林育英住处看望他。毛泽东走到林育英床前，握着他的手说：“育英同志，你的病情我一直挂记在心，我总想来看看你，因为太忙，一直没有来成。今天，我特地抽点时间来看看你。同时，也感谢你对我工作的支持。”
毛泽东关心部下的精神，使林育英深受感动。他对毛泽东说：“主席，我现在是老病号。你太忙，再不要来了。”
毛泽东在林育英床边坐下，又说道：“你要注意保重身体，争取早日康复，我们党的事业还需要你。”
林育英说：“我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保养也无益。革命事业正需要人做，我却躺在床上起不来，心里非常难受。”
“你现在不要想那么多。对你来讲，最重要的是康复身体，病好了再干嘛!”林育英点了一下头：“我记住了。”
毛泽东与林育英谈了一个多小时，才依依不舍地走出窑洞。
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来看望老战友林育英。毛泽东的关心与爱护，给林育英及家人以极大的鼓舞，也大大增强了他战胜伤病的信心。
1916年，林育英与涂俊民在老家染铺结婚。
涂俊民系回龙山镇涂家大人，父亲叫涂庆虎，世代以农为业。她家与林育英家虽然很近，但两人原来没有任何交往，他们结婚，全系两家大人操办的。
林育英青年时期非常本分。尽管涂俊民不识字，家境也不是很好，他在涂俊民面前从不摆大丈夫的架子。涂俊民对林育英感情很深。她认为，她的面貌虽好，却不识字，能找上一个有文化的男人，就是自己的福分，她的职责就是相夫教子，理好家务。她凭自己勤劳的双手，将家里的事情料理得有条不紊。
左邻右舍、同学、朋友见他们夫妻情投意合，夸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20世纪20年代，因受堂弟林育南的影响，林育英向往革命，立志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起初，涂俊民不那么赞成林育英外出革命。有一天，她对林育英说：“你总是说要跟育南弟一块出去参加革命，我对这事有不同的看法。”
“你有什么看法?”“我不赞成你出去。”
“为什么呢?”
“一是危险性太大，二是难以顾家。”涂俊民的想法，如站在家庭的角度考虑，确有道理。但此时的林育英与涂俊民想的不一样，他要把自己毕生的精力投入到解放天下劳苦大众的伟大事业中去。他对涂俊民说：“俊民，你的心情我很理解。但你也要知道，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社会不公，家庭难兴。中国人民在帝、官、封的压迫下，啼饥号寒，水深火热。要改变这种状态，并使全国所有的家庭都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打倒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封建主义。我认定的事情，不会有错，投身革命的主意已定，希望你能理解、支持我。”
涂俊民深知丈夫的个性。她见林育英态度坚决，而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再不作声了。
此后，林育英为革命走南闯北，东奔西跑，涂俊民住在老家养育孩子，照顾父母。她认为，丈夫不在家，她把家料理好，就是对丈夫的爱，就是对父母尽孝。
当然，她心里还有别人不知道的苦楚：时时刻刻担心丈夫的安全。
林育英的个性是做事特别认真、负责。他要干的事情，无论困难多大他都要去做。
涂俊民怕他在外出问题，林育英每次回家时，她总要嘱咐林育英每到一个新地方时，一定要给她写信，以免父母和她在家里挂念。
1925年12月，林育英因受重伤从上海回到老家。
他进家门的那天，涂俊民见他浑身是伤，人已变形，难过的泪水直往外涌。哭了一阵，她又想：丈夫是为革命流血，为人民负伤，应该好好护理他。
为治好林育英的伤，她四处寻医求药，有时为配一种药，她要步行一二十里路。经过涂俊民的精心照料，林育英的伤很快好转，体质也明显增强，看着丈夫脸色一天天变红，肌肉一天天饱满，她心里十分高兴。
林育英的伤有了好转，心里又想着上海的工作，又想着如何将爱人动员出去革命。一天，他对涂俊民说：“我的伤一好，就要去上海，那里的工作离不开我。”
“你在家里多呆一段时间嘛。”涂俊民说。
“那不行。”
“你的伤以后复发了怎么办呢?”
“不会的。”
涂俊民不愿他离开，他非要走。涂俊民又没有法，只好说：“等伤好了再走。”
林育英说：“你也跟我一起去吧。”“我也去?”“嗯。”“我不识字，也不知道外面的事情，出去干什么呢?”
“干革命。”
“我怎么能干……?”“女人一样能干革命，”林育英开导她说，“个人、家庭只有与国家、人民的利益紧紧地连在一起，活得才有意义。你不要犹豫，过几天就跟我一起出去。”
涂俊民望着满腔热血、一身正气的丈夫，深受感动，当即点头表示同意。从此，涂俊民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20世纪30年代，涂俊民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她4岁的小儿子林汉雄(80年代曾任国家建设部部长)也被带入狱中。当时，林育英在东北狱中刚出来，一身伤病。他得知妻子、儿子被国民党抓进了监狱，心里十分着急。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他想方设法营救涂俊民和孩子。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的营救没有成功。
涂俊民在狱中多次受刑。当局要她交待认识的共产党员，她拒不交待。她被敌人打得遍体是伤，仍坚贞不屈，并在刑审时大骂国民党当局。国民党军警在她身上捞不到任何东西，只得将她打入终日不见阳光的黑牢中。
她以坚强的毅力，一面护理自己的伤口，一面照料孩子。她自己身陷囹圄，心里却总惦记着丈夫林育英。她常在狱中自语道：“育英，你还在牢里吗?希望你快些获得自由，并来救我们出狱啊!”
1933年，林育英去了苏联。
两年后，涂俊民出狱。她不知林育英的下落，又无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便带着小儿子林汉雄回老家养伤，并在地方从事革命活动。此时，她虽然与丈夫不在一起，却与丈夫心心相印。她总希望他工作顺利，遇难呈祥。
她把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化作动力，全身心地投入党的事业。
1935年11月，林育英从苏联回国。他通过各种渠道打听涂俊民的消息，一直未打听到。他以为，涂俊民已经牺牲了，心里甚为痛苦。
1938年，涂俊民终于得到丈夫在延安的消息。她心里好高兴，当即决定带着孩子到延安去。经过艰难的跋涉，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这对患难夫妻，终于团聚了。自此，他们夫妇一直生活、战斗在一起。
林育英的病久治不愈，延安各界甚为关切。
那段时间，每天到医院探望林育英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他们看到一心为民族翻身、国家强盛的林育英病得如此之重，心里十分难过，纷纷要求党中央想办法挽救他的生命，使他对中国革命能作出更大的贡献。
前面已经提到，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为治林育英的伤病，已尽了很大的力，只是他的病太重，一时难以治好。人们不知，毛泽东对林育英的关切，超过任何人。
20世纪20年代初，毛泽东与林育英相识，而且他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时，林育英对他有过诸多帮助。此后的20年中，他们共事的时间虽不多，却建立了很深的感情。特别是他与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发生分歧后，张国焘仗着人多势大，不把他放在眼里，并另立伪中央时，林育英帮了他的大忙，使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难以得逞，避免了两路红军互相残杀的大悲剧。对革命事业有特殊贡献的林育英病重，他自然不会忘记。
一天，朱德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商量工作时，毛泽东对他说：“林育英同志的病很重，延安中央医院想了不少办法，因这里的条件有限，仍难治好。前不久，我去看了一下，见林育英病成那个样子，我心里很难过。”
朱德说：“很多同志与我谈过这件事，并要求中央再想些办法帮他治疗一下”。“你有什么办法?”
朱德摇头道：“还未想到。”
毛泽东说：“我看是不是与苏共中央联系一下，请求他们派一架专机将林育英接到苏联去治疗一个时期。”“这个办法可以，”朱德极力赞成说，“而且也只有采取这样的办法，才能治好他的病。”
在毛泽东的亲自关照下，中央有关单位迅速与苏共中央取得了联系。20世纪20年代，林育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就见过斯大林。30年代，他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工作期间，与斯大林有过多次接触，斯大林对林育英留有深刻的印象。此时，中共中央请求苏方派专机将林育英接到苏联治病，斯大林当即表示同意。不久，苏联派来的专机降落在延安机场。
对党中央请求苏联派专机接林育英到苏联治病的经过，林育英事前不知道。苏联飞机来了，他先是惊奇，后是不同意去。他认为，他的伤难以治好，没有必要去苏联。
他不愿出国，延安的很多人感到难以理解。后来，中央一些负责人轮番到医院劝他，他仍不同意去。他说：“我的伤病我心里清楚。这个样子，最好的设备，最好的医生，也治不好的，不要浪费苏联的资金、药品。有很多八路军的伤病员急需治疗，还有一些烈士的后代及其他人要去苏联，让他们去吧。他们的伤病治好了，还可为革命事业继续奋斗。”
林育英的伤病那么重，仍在关心他人。他的美德，使很多来看他的人感动得流泪。
他执意不去，毛泽东和中央其他负责人无法，只好尊重他的意愿。结果，苏联派来的这架专机将延安的其他伤病员和一些烈士子女接到了苏联。
1994年11月，笔者在北京见到熟知这件事的一位老同志，他谈到这件事时，仍十分激动地说：林育英是个特别关心他人，完全不顾自己的人。依我看，当年他如去了苏联，有可能治好伤病，可他就是不去。他心里只有八路军、新四军的那些伤病员和其他病人，就是没有他自己。他的高贵品质和情操，如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每当我想起他的那些往事，就涌起一股强烈的思念他的感情，他是个少有的好人!
1941年8月4日，一队日军战斗机飞到延安上空。
日军飞机这次轰炸的目标是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飞机在空中盘旋了一阵后，炸弹如雨点般地往下倾泻。不一会，一颗炸弹落在林育英的窑洞门口爆炸，窑洞被震得天摇地动。巨大的爆炸声，使林育英的大脑、心脏受到刺激。他的病急剧恶化。
随后，他的身体出现水肿。他的秘书、警卫员及妻子涂俊民见他生命垂危，连忙将他送往延安中央医院抢救。延安名医何穆对他的病情进行了彻底检查，结论是：心脏大了3倍，肝脏扩大，还有肺水肿，肾脏亦有毛病。
毛泽东得悉后，指示中央医院全力抢救。经过何穆、金茂岳等名医一段时间的悉心治疗，林育英的病才稍有好转。
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躺在床上，时常回想自己参加革命的艰难历程和党内复杂的斗争，十分怀念指引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堂弟林育南和战友恽代英、李求实等，一股对王明的愤恨之情油然而生。一天，他与一同住院的原一二○师政委关向应谈起王明把持中央领导权期间，残酷打击迫害为党的事业作过很大贡献、又有很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丰富斗争经验的重要领导干部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的情况，激起关向应的同情与关注。
他们决定一起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上书，建议中央重新给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作政治结论，肯定他们勇于与王明作斗争的英雄业绩。
很可惜，他的这项工作刚刚开始，病情又突然恶化。林育英感到：自己已经不行了。
1942年2月，林育英得知林彪已从苏联回到西安，心里很高兴。此时，林育英很思念林彪，希望能与他见一面。
恰在这时，林育英的一位老部下因事要去西安。他临出发前，来看望林育英。林育英得知他马上要到西安去，拉着他的手说：“麻烦你带个口信给我的堂弟林彪，我快不行了，希望他早日回延安，我想与他见见面，对他说几句心里话。”
这位老部下到西安后，马上将林育英的口信转给了林彪。林彪得知堂哥的病情很重，决定提前离开西安。
2月14日，林彪乘坐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一辆卡车回到延安。他匆匆吃过中饭，先到延安交际处看望了老父亲林明卿后，连忙去看林育英。林彪走进窑洞，见躺在床上的堂哥已面目全非，喊了一句“八哥”，泪水便夺眶而出。
林育英望着难过的林彪，也不知说什么好。
沉默一阵后，林彪仔细询问了林育英的病情和治疗情况。
林育英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的病情很关心，而且尽了最大的努力。只是我的病太重……”“八哥，”林彪轻声地说，“你要坚强些，也许你的病会好的。”林育英艰难地摇头，表示好不了。他们谈了一阵，医生查病来了。
林育英见时间不早，对林彪说：“育容啊，今天见到你，我有几句话要说，也算是我的嘱咐，你要好好记住。”林彪点头道：“你讲吧。”
林育英说：“我们林家三兄弟参加革命最早的是育南，最早去世的也是育南，他实际是受王明迫害而死的。他蒙冤而逝，死得太可惜，我总惦记着这件事。近来，我与关向应同志多次谈过这件事，也向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反映过，希望党中央对他和何孟雄、李求实等同志的问题重新作个结论。党中央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你回来了，要把这件事与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再谈谈。育南是我党最早的一批党员，才华横溢，能文能武，很了不起。在那非常时期，发现并勇敢地站出来反对王明路线，没有非凡的胆略和智慧，是做不到的。而且他反对王明路线，既不是为了个人，也不是争权夺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他还是我和你的革命引路人。他的冤屈，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关系到党的路线和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如不为他说句公道话，对不起党，也对不起他。”
林彪说：“这件事我记住了。”
林育英又说：“我活不了多久，尽管革命的路还很长，相信胜利终归我们共产党人，遗憾的是，我看不到那一天。我们林家三兄弟能看到革命胜利的只有你了。你还很年轻，有很好的前途。但是，任何人的前途，既要靠党的培养，又要靠自己努力。毛主席多次与我谈到过你，说你很有军事才干，对你寄予很大的希望。我在苏联时，看过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著名文学批评家和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篇评论文章，其中有一段写得极其精彩，至今令人难忘。他说：历史活动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历史道路铺展在原野之上，时而尘土弥漫，时而肮脏不堪，时而越过泥潭，时而穿过人烟绝迹的密林。谁害怕尘土沾身，弄脏皮靴，谁就不必去从事社会活动。我希望你也记住这段话，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坚定革命信念，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
林彪点点头，表示记着了。这一天，林彪在林育英的窑洞一直呆到很晚才离开。
1942年2月下旬，林育英的病一天比一天重。
3月5日，林育英用微弱的声音将警卫员、秘书及妻子涂俊民叫到身边说：“我不行了，革命20年如一日，未能看到胜利的那一天，深以为憾。我虽未为我们的党和革命事业作出很大的贡献，但尽了力。我死后，请组织上将我葬在杨家岭对面的青年文化沟——桃花岭上，使我能天天望着党中央、毛主席!”
3月6日凌晨1点15分，林育英在延安中央医院逝世。
中共中央负责人李富春、彭真、邓发以及林彪等前往照料。当日下午，中央成立了林育英治丧委员会，由李富春、林彪、邓发等人组成。遗体移入延安中央大礼堂。
林育英去世，林彪甚为悲痛，几次暗暗落泪。他作为林育英的亲属，既要照料悲痛欲绝的嫂子涂俊民，又要招呼来看望的客人，还要与中央有关领导人商量办丧事。因而，他甚为忙碌。
3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刊登了《中共中央委员张浩同志积劳成疾病逝》的消息。
据当时的《解放日报》报道，林彪曾多次向采访他的《解放日报》记者表示，他的堂哥林育英是一位有远大理想、品德高尚，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的事业的坚定革命者，其事迹十分感人，他准备办完丧事之后，设法搜集他堂哥的资料，编写一本纪念集广为散发，以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可惜，林彪后来因工作太忙，没有精力做这件事情。
林育英的遗体移入中央大礼堂后，灵堂设在礼堂内，致哀的半旗低垂在礼堂顶端，灵堂外用蓝、白色布帷扎成的牌坊上面写着：“工人先进，战士楷模”。灵堂四壁遍悬各机关、学校、部队、团体送的挽联和花圈，吊唁的个人与团体代表，脱帽步进灵堂，向林育英遗体敬礼，然后登堂瞻仰遗容。棺柩两旁，站立着中央直属机关党组织派的4位灵丧护卫员。
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林彪、叶剑英等，也轮流为林育英守灵。本来，治丧委员会通知8日开始吊唁，但7日各界人士自发先期前往吊唁者达500余人。许多人在林育英遗体前泪流满面地说：“我们一得知他逝世的消息，心里很难过，等不到8日那天……”
1942年3月8日，延安细雨纷纷。
上午4点至9点，延安各界人士万余人向林育英的遗体告别。这一天，毛泽东亲自为林育英题了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
朱德、叶剑英、陈云、李维汉及林彪等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3月9日，中央决定公祭林育英。公祭之前，毛泽东对朱德、任弼时等人说：“林育英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对革命的贡献很大，他的去世，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想，同志们的心情也是一样的。为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和怀念之情，我提议，他的灵柩由我们几个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抬到桃花岭。”
朱德、任弼时都表示赞同。
上午9点，林育英的公祭仪式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门前的广场上举行，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仪式。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主祭，李克农读祭文。中央领导号召大家学习林育英对组织忠诚、英勇不屈、吃苦耐劳、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正派的好品德、好精神。
祭礼结束，万余人参加出殡。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杨尚昆、徐特立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将他的棺柩抬到桃花岭上，又亲自为他下葬。这是毛泽东一生惟一的一次给人抬棺、下葬。之后，毛泽东还亲自为林育英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的墓碑。
据笔者所知，从延安到北京，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人中，只有林育英享受了这一殊荣。
安葬林育英的这一天，《新华日报》还发表了《悼张浩同志》的社论，对林育英一生的贡献和功绩，作了很高的评价。
……张浩(即林育英)同志是职工运动领袖，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他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他在艰苦奋斗的一生中，学习和掌握了革命理论，领导了职工运动，成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中最优秀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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