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来唯一国史学巨擘却没有一张像样文凭 | 2013-05-19 16:02:28 (被阅读 750 次) |  | 陈寅恪治史的特点，一是在史识上追求通识通解；二是在史观上格外重视种族与文化的关系，强调文化高于种族；三是在史料的运用上，穷搜旁通，极大地扩大了史料的使用范围；四是在史法上，以诗文证史、借传修史，使中国传统的文史之学达致贯通无阻的境界；五是考证古史而能做到古典和今典双重证发，古典之中注入今情，给枯繁的考证学以活的生命；六是对包括异域文字在内的治史工具的掌握，并世鲜有与其比肩者；七是融会贯彻全篇的深沉强烈的历史兴亡感；八是史著之文体熔史才、诗笔、议论于一炉。他治史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的释证、对佛教经典不同文本的比勘对照、对各种宗教影响于华夏人士生平艺事的考证、对隋唐政治制度文化渊源的研究、对晋唐诗人创作所作的历史与文化的笺证、对明清易代所激发的民族精神的传写等等。而所有这些方面，他都有创辟胜解。他治史的精神，则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他学术思想的力量源泉，也可以称作陈氏之“史魂”。1929年陈寅恪所作《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起自己的盖世天才。然而，只要把历史的焦点聚集在民国学人身上，就发现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一些前辈的学习那可是纯粹意义上的学习，只为自己的兴趣爱好而求知，根本不考虑什么文凭。
先说一代大师陈寅恪先生。据汪修荣著的《民国教授往事》一书记载，抗战时期在重庆时， “盖世奇才”、“最好的教授”、“教授之教授”、“太老师”、“一口准”、“活字典”、“活辞书”……这都是校内外乃至国内外学界对陈寅恪先生的推崇之词。就连学界颇负盛名的傅斯年也曾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先生来清华之后，即为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国学研究院结束之后，他又是清华大学文学院中唯一一位“合聘教授”。西南联大时期，他曾是为数不多的“部聘教授”之一。享有如此崇高学术声望的一代大师，却没有什么文凭。
想当年，陈先生在国外求学十四年，游学日、欧、美 ，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都学习过，精通英、法、德、日、蒙、满、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余种文字（一说二十余种文字，包括一些已经死亡的文字）。仅就掌握的外国文字的数量，就已经无人能超过他了。有意思的是，陈先生当年虽遍求名师，广泛涉猎，回国时却没有拿什么文凭，更不用说博士之类的头衔了。他本人对此更是不屑一顾。对此，他的受业弟子陈哲三是这样解释的：“因先生读书不在取得文凭或学位，知某大学有可以学习者，则往学焉，学成则又他往。故未得一张文凭。”这并不是说学位不重要，事实上，那个年代的学位，特别是欧美的学位对大部分人来说还是一块十分重要的敲门砖。陈寅恪当年到清华国学院做导师时就遇到了这样的尴尬。
据说，梁启超在向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时，曹因为陈寅恪“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而迟疑。梁启超则怒曰：“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被别人请吧！”接着又指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等几位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崇，曹听后立即决定聘用他前来任导师。梁启超当时已是学界巨擘，他和外国著名学者居然如此推崇陈寅恪，可见陈寅恪当年虽然还没有回国，但已经名扬海内外了。
再说一代数学大家华罗庚。华罗庚最让人称奇的是凭借着“初中毕业”的学历就冲上了清华大学的讲台。后来在1936年，华罗庚到剑桥大学留学，数学家海尔布伦曾就读博士的事问过他：“你打算攻读哪一门课程？我们会为你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华罗庚回答说：“谢谢你的好意，我只有两年的研究时间，自然要多学点东西，念博士太浪费时间了。我来剑桥大学是为了求学问的，而不是为了求学位。”在剑桥的一年当中，华罗庚完成了11篇论文，每一篇都可得到一个博士学位。但华罗庚最后就是什么文凭和学历也没得到。
幸运的是，到了1979年11月，华罗庚来到法国南锡大学，参加了该校为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而举行的隆重仪式。学会主席把博士绶带披在华罗庚的中山装上，国歌奏响，华罗庚两行热泪夺眶而出。一直到这个时候，华罗庚才有了比“初中毕业”更高的学衔。这一年，华罗庚已经68岁了。（《报刊文摘》2008年10月17日)
陈寅恪和华罗庚两位大师，并不是不知道文凭的重要性，但他们就是不愿为了那可怜的文凭而浪费掉大好的求学时光。尽管他们没有获得什么文凭，但正是这种特立独行的远见卓识，才成就了他们卓绝千古的学术声威。
两位大师，一文一理，他们的事迹虽然过去了才几十年，但读来却让人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当然了，我们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博硕多多益善，本科等等再看，大专看都不看，中专靠一边站”的唯文凭时代，如果两位大师不幸生在当今之世，不要说清华这等一流大学了，就是普通高校，甚至一般的中小学，也绝不会请没有文凭的两位大师去当老师。
呜呼！只有生在“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民国时代，两位大师才能进行不为文凭的学习，才能把他们的所学回报给社会。
备注: 陈垣与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陈垣的专精在目录、校勘、史讳、年表的研究，并兼擅词章之学；史源学一目，是他的创造；治史的显绩则集中在宗教研究和元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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