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出让满洲”一事，该怎么评价？ | 2016-09-04 20:11:31 (被阅读 1037 次) |  | | 图片上：1890年代，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合影。
图片中：美国移民局档案内1904年孙中山被美国移民局拘留。
图片下：宋教仁。1900年代，宋乃“中国乃汉人之中国”的热烈拥趸。
短史记 腾讯历史 谌旭彬 2016-09-02 00:13
[摘要]综而言之，在孙中山的一生当中，“出让满洲”这件事情的具体涵义，是随着其个人思想的进化，在不断变化的。
在孙中山的一生当中，没有什么事情比向日本“出让满洲”一事，在今天更能引起争议，甚至对其人格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故而，在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之际，很有必要把这件事情讲清楚。
大陆学术界自90年代以来，对孙中山“出让满洲”一事已不再回避
关于孙中山为换取日本对中国革命的援助，曾一度不惜“出让满洲”，大陆学术界自90年代以来已不再回避。如杨天石言道：“诚然，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孙中山鞠躬尽瘁地奋斗了一生，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准备将满洲租让给日本，这应该也是事实。”①杨奎松也说：“关于孙中山曾试图用租让中国满州地区权益或提供其它特权的办法，来换取日本军阀或财阀援助中国革命的情况，许多年前日本学者就先后撰文加以披露。对于这一说法，习惯于为尊者讳的一些台湾学者当年自然拒之唯恐不及了。奇怪的是，并未将孙中山奉若神明的大陆学者，很多人对此也始终抱以怀疑甚至否认的态度。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被披露出来，不信不谈到底是不成了。”②
“出让满洲”之说，对孙中山的形象，造成了巨大伤害。尽管学术界对此多持“可以理解”的态度，如俞辛淳教授认为，孙氏此类言行，乃是基于“革命的短期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的策略手段；杨奎松教授也认为，“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当拿我们今天对国家及其主权领土之类的观念，来评判历史。……我们也不应当把爱国与暂时的妥协、退让和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的外交行为简单地对立起来，斥之为不爱国。历史需要分析，更需要理解。”……但这种解读，似尚不足以完全解释孙的行为——因为孙的“出让满洲”，在前期尚带有“割让”性质。
1911年之前，“出让满洲”带有割让性质；1911年之后，转变为以保有满洲主权为前提的租借、委托
在“出让满洲”一事上，孙中山的立场，大致可以1911年辛亥革命为分界线，区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在前一阶段，孙的意见带有“割让”性质；后一阶段则收缩为“租借”、“委托”性质。
据日方资料记载，1898年，孙中山曾对内田良平言及：“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革命成功之时，即使以诸如满、蒙、西伯利亚之地悉与日本，当亦无不可。”1900年惠州起义前，孙曾访问日本妇女界著名人士下田歌子，请求其协助筹措军费，下田称：“革命成功后，须将满洲让与日本。”孙答：“可以”。日人小川平吉也称：辛亥前，“彼屡屡向我辈陈述：……其地原为满洲人之土地，对我中国汉人来说并非绝对必要。我辈革命如能成功，如满洲之地，即使满足日本之希望，当亦无妨。”并抱怨说，辛亥后，孙中山等革命党就完全忘记了当年说过的话。③这些资料中的“悉与”、“ 让与”、“ 原为满洲人之土地”等字样，都透漏出了“割让”之意。
1912年，日人森恪代表桂太郎、山县有朋等人，与孙中山就“满洲出让”问题秘密接触。密谈结果，据森恪之秘密汇报，“孙已同意租借满洲，日本若能为防止革命之离散，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日元之外再迅速提供一千万日元借款，将中止与袁世凯之议和，孙本人或黄兴当赴日本订立关于满洲之秘密契约。”④1913年初，孙访问日本，据山田纯三郎回忆，桂太郎曾向孙说起日本人口增加，除了向满洲发展别无他法，询问孙能否以共同的力量使满洲成为乐土，孙表示同意——稍早一些时候，孙在国内对报界发表讲话时，则有“满洲之铁路，全归日俄之手，……路权一失，主权领土，必与俱尽，此大可为寒心”之辞。⑤1915年，孙与日本陆军参谋长上原勇作密谈，曾允诺“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同时又强调“东三省是中国领土，主权仍属于中国”。⑥1917年，河上清造访广东军政府，孙曾表示，若得到日本方面的武器、贷款援助，则可将满洲“委托日本管理”。⑦以上这些材料，均可显示孙在辛亥后，已然放弃了“割让满洲”的想法，而转为在保有主权的前提下“租让满洲”、“委托管理”。
1890年代，孙中山和梁启超、谭嗣同等，俱以传统的“华夷之辨”来看待清廷和边疆地区
上述转变，自然与清帝逊位、民国顺利继承清朝版图有关。但更重要的因素，乃是孙中山“民族主义”观念的巨大变化。
在1890年代，无论是革命者如孙中山，还是“改良派”如康有为、梁启超，其思想与眼界都还没有能够超出传统的“华夷之辨”。所以，不但孙中山曾高呼“排满”口号——1894年，孙氏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康、梁等人也走在“排满”运动的前列——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与唐才常辈偷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反清书籍，添加批点案语，秘密散发；甚至利用《湘报》公然为《明夷待访录》打广告；谭嗣同在给乃师欧阳中鹄的书信中，“公然说满人视中国为傥来之物，无所爱惜”，且秘密散布《大义觉迷录》、《铁函心史》等反清禁书。康有为则教导康门弟子“注意大同国，勿注意大浊国。……大浊国必将大乱，为人瓜分，独夫之家产何足惜！”因而被御史弹劾“保中国不保大清”……⑧
因同具传统“华夷之辨”理念下的“排满”意识，当1898年孙中山向内田良平言及“以诸如满、蒙、西伯利亚之地悉与日本，当亦无不可”时，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也有类似的观点。如1898年，朝廷重臣孙家鼐质问康有为的新政构想“万端并起”，经费将如何筹措时，康回答：“无虑，英吉利垂涎西藏而不能遽得，朝廷果肯弃此荒远地，可得善价供新政用，不难也。”“以全国矿作抵，英美必乐任之，其有不能，则鬻边外无用之地，务在筹得此巨款，以立全局。”并在进呈给光绪皇帝的《日本变政考》一书中，明确建议光绪卖掉“边远之荒地”，来为变法筹措费用，“以易金钱而兴内利”。⑨ 谭嗣同也在与好友贝元征的书信往来中，主张变卖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计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万方里，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⑩
显然，和孙中山一样，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在1898年前后，俱尚无发端于西方的近代领土主权意识，而仍以传统的“华夷之辨”来看待边疆地区。不同的是，孙作为造反者，可以无所顾忌地讨论“满洲”；康梁谭等内怀“排满”思想，外走朝廷路线，言辞之间对清廷的“龙兴之地”不得不有所回避。
1900年代，在野知识界引入西方带种族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在排满思潮之下，孙中山曾主张“中国建国在长城以内”
1900年代，在野知识分子（无论主张革命抑或改良）吸收了西方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曾掀起一场“民族主义救中国”的巨大思潮。其开端乃是1902年梁启超所撰写的《新史学》。梁在文章中明确说道：“提倡民族主义”，乃是“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的必须手段。1903年，革命党人主持的《浙江潮》杂志，也大声疾呼：如果“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
这股思潮，极大地激发了国人的“排满”意识。按梁启超等人的逻辑，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乃是因为它们是“民族国家”；中国要强大，也须转型为民族国家；转型的当务之急，则是以“史界革命”的方式，来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在这场文化革新运动中，知识界重构历史，造出了一条自黄帝而下，由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洪秀全等历史人物组成的“民族英雄”谱系。在这条谱系中，黄帝排蚩尤、岳飞抗金、文天祥抗元、史郑洪抗清……无不切合当下“排满”之意。梁启超甚至写信给康有为，明确表示自己不能遵从康的劝诫，是一定要“排满”的，因为“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11）至于革命党人，无不是“排满”主张的拥趸，如在陶成章看来，“孰为中国人？汉人种是也。中国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宋教仁也宣称：“中国者，汉族之中国也。”
孙中山当然也是这股“民族主义救中国”思潮中的一员，甚至可以说，孙后来“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即发端于这场思潮。这一时期孙的“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是“排满主义”。 在《民报》发刊词中，孙说：“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在与康党论战时，孙又呼清帝为“客帝”，责备康有为“忘本性、昧天良、去同族而事异种、舍忠义而为汉奸”、“保异种而奴中华，非爱国也，实害国也”，并感慨“汉人者，失国二百余年”，因“赴媚异种，故中国的文明遂至落于日本之后”……（12）“异种”两字，足见其“民族主义”中的“种族主义”色彩。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支配下，说出“其地原为满洲人之土地，对我中国汉人来说并非绝对必要”这样的话，是一点都不奇怪的——1906年，孙氏曾对日人说道：“中国革命目的在于灭满兴汉，中国建国在长城以内。”
辛亥年前后，梁启超、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观念均有极大的进化，保有“满洲主权”成为孙中山不可动摇的一条底线
今人当然可以责备孙的这种“种族主义”太过狭隘。但同时也须知，以激发“种族意识”为核心内容的民族主义，当时尚是全人类的迷思。梁、孙诸人将其引入中国，实有与同时代西方“先进”文明“接轨”的强烈愿望在其中。
1905年，见识渐深的梁启超，开始脱离“排满”阵营，于《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一词。梁认为，中华民族从一开始就不是单一的种族，而是多种族混合而成。孙中山具体何时摆脱狭隘的“排满”意识，尚待考证——因革命党人以“排满”为发动民众的重要工具，故孙在辛亥前从未公开批评过“排满”，但1912年元旦发布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孙氏的说法已与梁启超的意见颇为相近，在孙看来，所谓民族统一，即是“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
到1920年前后，孙中山的民族观念，又有一次巨大的变化。孙曾对国民党人如此说道：“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如美国，本是欧洲许多民族合起来的，现在却只成了美国一个民族，为世界上最有光荣的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13）满族既属“中华民族”中不可分割的一份子，孙中山自也不再对日言及“割让满洲”，转而在商谈出让“满洲利权”时，一再强调其主权不容侵犯了。
结语
综而言之，在孙中山的一生当中，“出让满洲”这件事情的具体涵义，是随着其个人思想的进化，在不断变化的。今人在审视孙是否“爱国”时，须了解孙所处的时代，乃是一种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孙而言，“爱国”毋庸置疑，但“国”究竟为何物，却仍是一个问题。从“华夷之辨”，到“种族主义”，再到“五族共和”，终至“中华民族”，“国”的涵义在变，“出让满洲”的底线也在变。今人应理解这种“变”的不易；毕竟，今人批评前人时所使用的种种观念和概念（如领土主权、中华民族），其实也是前人不断摸索、纠错的“变”所留下的遗产。
注释
①杨天石，《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②杨奎松，《孙中山出让满蒙权益问题的再探讨：评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俞辛淳〈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40期。③杨天石，《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④藤井升三，《“孙文与满洲”问题》，收录于《国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7》，P07。⑤孙中山，《欲解决外交问题须取门户开放主义》，1912/09/05。⑥孙中山，与日本上原勇作的谈话（1915年末或1916年初）。收录于《孙中山集外集》，P225-226。⑦藤井升三，《“孙文与满洲”问题》，收录于《国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7》，P08。⑧可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上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P124-378。⑨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 康有为〈我史〉鉴注》，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P348。⑩谭嗣同，《报贝元征》，收录于《谭嗣同集》，岳麓书社，2012，P224。（11）梁启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与夫子大人书》，收录于《梁启超年谱》，P157。（12）参见：《敬告同乡论革命与保皇之分野书》（1903），《支那保全分割合论》（1903）、《驳保皇报》（1903）、《中国应建设共和国》（1905）。等。（13）孙中山，《修改章程之说明》，1920年11月4日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席上演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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