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要忘记和被轻视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匠沈从文 | 2013-12-03 10:49:28 (被阅读 2269 次) |  | | 图片上：沈从文
图片中：沈从文夫妇与王（左一）、王亚蓉（右一）
图片下：沈从文故居
2013年11月18日
沈从文（1902－1988），苗族。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沈从文非常热爱苗族。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1931年－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个人简介[1]沈从文（1902年—1988年），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1930年后赴青岛大学执教，创作作品多了起来。沈从文读过两年私塾，正规教育仅是小学，他的知识和智慧更多是自然和人生这部大书给他的。
沈从文，撰写出版了《长河》、《边城》等小说，文学水平十分高，即使在讲课也体现出坦言和直率品质。
经历
孩童趣事
1915年，沈从文由私塾进了凤凰县立第二初级小学读书，半年后转
少年时期的沈从文
入文昌阁小学。因沈从文天性活泼好动且贪玩，常常逃学去街上看木偶戏，书包就藏放在土地庙里，有一次，他照样把书包放在土地庙，看了一整天的戏，戏看完了，别的孩子早已放学回家，他再回到土地庙里取书包，才发现书包不见了。这时他急了，但转念一想：书包不见了，也不是什么大事。第二天，他硬着头皮照样上学，刚走到校园里一株楠木树下，就遇见了他的级任老师毛先生。毛老师面带怒色，罚沈从文跪在那株楠木树下，大声责问沈从文昨天到哪里去了。沈从文知道隐瞒不住，干脆回答：“看戏去了。”毛老师见沈从文贪玩逃学还如此理直气壮，便狠狠地批评说：“勤有功，戏无益，树喜欢向上长，你却喜欢在树底下，高人不做，做矮人，太不争气了！”大约跪了半个小时，毛老师才叫他起来。这时，毛老师用温和的口吻问沈从文恨不恨老师罚他跪在树下。沈从文毫不掩饰地说：“当然恨，恨你不该在同学面前罚跪侮辱我。”后来，毛老师把沈从文带进办公室慢慢开导说：“树木是往上长的，你却要往下跪。人必须要求进取，不能自轻自贱而要自尊自贵。”经毛老师耐心地说服教导一番后，沈从文知耻而后勇，一改以往的顽劣脾气，勤奋学习，成绩提高非常快。[2]凤凰城墙外绕城而过的清澈河流，是他儿时的乐园，给予他无穷的享受。他与小伙伴在这里游水嬉戏，也常常在河滩上看见被处决犯人的尸体。这美与野蛮的奇异组合，都对沈从文后来的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沈从文十五岁当兵，五年行伍生涯，大部分时间辗转于湘西沅水流域。河水不但滋养了两岸的生命，也滋育了沈从文的性情。所以，他的小说、散文，大都与水有关。可以说，对水的生命体验，培养了沈从文特殊的审美心理，转化成他小说优美的诗意。
1917年参加湘西靖国联军第二军游击第一支队，驻防辰州（沅陵）。1918年自家乡小学毕业后，随当地土著部队流徙于湘、川、黔边境与沅水流域一带，后正式参军。
沈从文故居
1922年，沈从文脱下军装，来到北京，他渴望上大学，可是仅受过小学教育，又没有半点经济来源的他，最终只能在北京大学旁听，后来一边在香山慈幼院打工，一边勤奋写作。在他生活最绝望的时候，曾写信给郁达夫求助。郁达夫登门看望了这位衣衫褴褛的湘西青年，慷慨解囊，并写下激愤的《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1924年，沈从文迎来命运的转机，他的作品陆续在《晨报》《语丝》《晨报副刊》《现代评论》上发表。四年以后，当他迁居上海，与丁玲、胡也频一起创办《红黑》杂志时，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了。随着创作的渐入佳境地，他在社会上也渐渐有了令人羡慕的地位。
但是，他发现，自己始终与都市文明有一种难以消除的隔膜，他将这种隔膜称为“乡下人”和“城里人”的隔膜。他与“城市”的隔膜，不仅仅是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悬殊和所谓文明教养的差异，最根本的，他与城市人在生活、经验、知识乃至价值观上，具有后天无法沟通的天壤之别。他的生命、情感，已经留在了那个给他生命、知识和智慧的湘西，他每天坐在屋中，耳朵里听到的，却不是都市大街的汽笛和喧嚣声，而是湘西的水声、拉船声、牛角声……[3]在沈从文看来，“城市”是民族文化的歧路，“现代化”是人类退化的根源。他要为现代的都市人呈现另一种生活、另一种人情，在他看来，乡下原始、淳朴、自然的人性和人生，才是民族理想的精神和人生状态，他要展现这种人生的境界，为民族灵魂的再造提供他独特的方案。他常常说，他的创作是建“希腊小庙”“这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我们需注意的是，沈从文所醉心的人性，与五四启蒙主义崇尚的人性是有区别的。沈从文强调的人性，基本不包含理性，是特指自然状态的人性；与浪漫主义者不同的是，他崇尚的自然人性，又主要不是心灵的自
沈从文晚年照片
由激情，而是原始的野性的生命力。
沈从文有一部分小说是写都市生活的，如《第二个狒狒》《如蕤》《八骏图》等，这类小说讽刺性强，但流于表面化；他还有一类小说，在展示湘西原始的民风和朴素的人性时，暗带对人生的些许哀怜，如《萧萧》《丈夫》；而《月下小景》《菜园》等，则对愚昧的习俗和黑暗的现实进行了批判。但真正奠定沈从文在文学史上地位的，是《边城》这一类“牧歌”小说——以湘西的人情、自然、风俗为背景，旨在展示淳朴的人性和理想人生情态。这些小说以真挚的感情、优美的语言、诗意的情绪，为我们营造出一派沈从文式的理想世界，宛如清新悠远的牧歌，倾诉着沈从文对湘西的眷恋，对自然的感怀，对至善至美的人情与和谐宁静理想境界的想象。沈从文特殊的文化选择和文化观念，在这类小说中，得到最完美的表现，这是沈从文小说中最隽永的部分。
1923年去北京。报考燕京大学国文班，未被录取。在北京大学旁听。1924年开始在《晨报副刊》发表作品，接着又在《现在评论》《小说月报》上发表。1928年从北京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筹办《红黑》杂志和出版社。1929年去吴淞中国公学任教，爱上女学生张兆和。这时期的作品集为《鸭子》《旅店及其他》等。
1930年后赴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前身）执教，到抗战前，出版了20多个作品集，有《石子船》、《虎雏》《月下小景》《八骏图》等。1931年陪同丁玲营救胡也频未果，护送丁玲母子回湖南。1931年至1933年在国立山东大学任文学院讲师；1933年9月9日，与张兆和结婚。同月23日，与杨振声合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创作《边城》。
1934年完成的《边城》，是这类“牧歌”式小说的代表，也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小说叙述的是湘西小镇一对相依为命的祖孙平凡宁静的人生，以及这份平凡宁静中难以抹去的寂寞和“淡淡的凄凉”。
沈从文小说边城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叫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条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家人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小说在这种极其朴素而又娓娓动人的语调中开始叙述，一开篇就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宁静古朴的湘西乡间景致。小说叙述了女主人公翠翠的一段朦胧而了无结局的爱情，但爱情却不是小说所要表现的全部。翠翠是母亲与一个士兵的私生子，父母都为这不道德的、更是无望的爱情自我惩罚而先后离开人世。翠翠自打出生，她的生活中就只有爷爷、渡船、黄狗。沈从文用平淡的语言淡化了翠翠与爷爷孤独清贫的生活，却尽量展现他们与自然和乡人的和谐关系：近乎原始的单纯生活、淳朴自然的民风、善良敦厚的本性，与那温柔的河流、清凉的山风、满眼的翠竹、白日喧嚣夜里静谧的渡船一起，构成一幅像诗、像画、更像音乐的优美意境。[4]1938年春，到昆明，继续与杨振声编选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1月，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
1948年开始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同年，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文物研究。1949年后，长期从事文物研
沈从文先生在北京（1983年）
究工作。建国后，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50年因承受不了政治压力而自杀，获救。
1960年发表《龙凤艺术》等文。1969年去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1978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81年出版了历时15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湖南周新国先生《武陵藏珍》一书中还记载过沈从文晚年主要从事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情况，指出沈从文晚年在古代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成绩。在研究中国古代铜镜战国镜方面，沈从文《铜镜史话》指出：“战国铜镜以它规范化的形制、精美的装饰纹饰见称，这标志着中国古代铜镜已经从早期的稚朴走向成熟，楚镜是其中很有名的一种。先在淮河流域发现，通常称为‘淮式镜’。解放七年来，因长沙战国楚墓出土同类镜子格外多，才知道它是楚国的产物，叫作‘楚式镜’比较正确。从现实材料分析，青铜镜子的发明，虽未必创自楚国，但是楚国铸镜工人，对于提高生产技术和丰富镜子装饰艺术，无疑有过极大的贡献。”这一评价是符合客观实际的。[5]沈从文解放后从事中国纺织服饰考古研究工作的过往，在于沈从文诞
《章服之实》
辰110周年之际出版的《章服之实》一书中得到了首次披露。本书以沈从文、王孖、王亚蓉三人的文物考古工作内容为主线，王亚蓉先生以导语引出沈从文、王孖、王亚蓉三人的口述文字，叙述了中国六十年纺织服饰考古事业走过的辉煌历程。全书从沈从文晚年口述其开创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说起，讲述王孖、王亚蓉伴随沈从文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经历；生动再现了复原满城汉墓金缕玉衣、亲历法门寺地宫佛骨舍利现世、发掘日伪时期煤矿万人坑、修复阿尔巴尼亚羊皮《圣经》、复制湖北江陵马山楚墓战国服饰等精彩事例。全书文字朴实无华，但生动感人。由此书，读者定能更深入地了解沈从文先生所开创的章服文化事业的不朽价值。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北省江陵发掘马山一号楚墓，王亚蓉陪同沈从文先生鉴赏出土的极品丝绸。看到这批无价的战国瑰宝，耄耋老人跪下了——这是老人家人生中仅有的一次跪下。1983年突患脑血栓，住院治疗。1984年大病一场。抢救脱险后，说话、行动更加不便。1988年5月10日下午，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去世。[6]文学创作
沈从文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15岁随军外出，曾做过上士，后来以书记名义随大军在边境剿匪，又当过城区屠宰税务员。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接触新文学后，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散文集《湘行散记》等。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30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ruí)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街》《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沈从文由于其的创作风格的独特，在中国文坛中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5]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和健康和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
2作品成就沈从文一生共出版《石子船》《从文子集》等30多部短篇小说集和《边城》《长河》等6部中长篇小说，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
孔方兄注释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这些情书中美丽的文字，因出自小说家之手笔，其杀伤力可想而知，想来一定会打动美丽少女的芳心。
这位小说家是沈从文，其时（一九二〇年代）在吴淞中国公学教中国文学，沈老师在倾心讲课之余倾心撰写情书，写给他倾心爱慕的大二女生张兆和。起初兆和并不爱他，即使校长胡适热心撮合，向她大力推销“天才小说家”，她也驳了胡校长的面子。沈从文的爱情专一而执著、缠绵而坚韧，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之势。经过四年多的苦恋，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还是感化了心如磐石的大家闺秀、著名的合肥四姊妹中的老三。合肥四姊妹和四位著名的女婿的故事，在金安平的《合肥四姊妹》中有着缠绵的叙述。
后来，有人问起兆和，为什么会嫁给沈从文，兆和回答：是因为“他信写得好”。
关于沈、张的爱情故事，传下一段爱情佳话：沈从文跟张兆和说：“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等父亲同意了自己的婚事后，张兆和即拍电报给沈从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电报员奇怪，问是什么意思，兆和不好意思地说：“你甭管，照拍好了。”
沈从文的文采在他的情书里俯拾即是，他润入情书里的爱心和文心使情窦未开的少女成长为他的太太。这一体悟可以从他的小说《主妇》中找到端倪。
沈从文自称“乡下人”，那称谓蕴含着深远、缠绵的乡恋，他自小生长在湘西如水墨画般的乡村世界，那里是他的精神家园，赋予他无尽的人生启迪和小说灵感。他用作家之笔调动着各种感官去感受那里自然和社会生活中的颜色、气味、形态、表情、风姿等浓郁的“乡下”气息，从他的代表作中篇小说《边城》，从他短篇小说《萧萧》等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沈从文美丽的小说文体的魅力，摇曳着原始、朴素、秀美等种种形神逼真地浮现在眼前。“乡下人”找到了他崇拜的女神，不知道女神能不能深入到“乡下人”内心世界，登上他的精神圣殿？
沈从文的一生仿佛毁誉相伴而生，毁，毁得很深，誉，又誉得极高。
著名学者和翻译家何兆武在西南联大听沈从文讲中国小说史时，对沈老师的文学功底印象很深。他在《上学记》中回忆道：
“沈先生讲课字斟句酌的，非常之慢，可是我觉得他真是一位文学家，不像我们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连不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非常有逻辑性，如果把他的课记录下来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
生长在湘西那个叫凤凰的小城的沈从文，不愿意在“许多没有看过的东西都不能见到，许多不曾到过的地方也无从走去”时就死去，于是北漂来到了北京。他非常用功地自学，到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刻苦练笔，他把自己的创作称为做“习题”，他对自己的作品要求极高，后来经常对自己早期的作品进行修改，他是现代中国作家中唯一一个有改写习惯的一位作家。
到一九二〇年代末，沈从文已经成为知名作家，胡适把他眼中的“天才小说家”破格聘为中国文学讲师，还愿意为他当红娘牵线搭桥。后来没有什么学历的他，到大学里教书，在西南联大时被聘为教授。让学院派的教授们很不服气。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刘文典就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有次大家躲避日军飞机空袭纷纷奔逃，沈从文经过刘文典时，刘文典大怒，骂道：“陈寅恪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可你这个该死的，什么用都没有，跟着跑什么跑啊！”
刘文典恃才自傲、狷介无比是出了名的。也不单单是对沈从文这样狂放。
《上学记》还记载了他另一段轶事。他当安徽大学校长时，蒋介石到安徽请当地的名流见面。蒋介石是很注重仪表的一个人，可是刘文典挺干瘪的一个老头，还戴着副眼镜，蒋介石看他其貌不扬，就问：“你就是刘文典吗？”他回了一句：“你就是蒋介石吗？”一下子把蒋介石惹恼了，把他抓了起来，后经人保释，才放了出来。
堂堂大学问家刘文典以桀骜不驯、放浪形骸出名，尚且拘泥于学历，今日高校评职称让人颇多诟病的种种也就不足为怪了。啥时候评教授不以论文为尺度，而比谁的小说写的好、谁的译著译得经典，就好了。我们读者的生活中就多了百花争鸣的各色小说，而不是那些让人看不懂或者是人云亦云的枯燥论文了。哈哈，诸君莫当真，这只是笔者一时的怪论笑谈。
1931年代的文坛，是个大争鸣的年代，大激辩的年代。各种文学流派，唇枪舌剑，笔攻纸伐。那年沈从文29岁，正是激昂文字、意气风发的愤青期，他在《论郭沫若》中说：“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在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这语言够犀利的了，我们发现不光是鲁迅的文字是匕首、是投枪了。
后来，沈从文又多处重申，郭沫若只能写诗，写杂文，就是不能写小说，因为他“不节制”的文风使他写的小说一无是处。作为后辈的我们当然看得很清楚，多产作家郭沫若确实没有留下有啥影响力的小说作品。或许他写作太快了，来不及沉淀；或许他把精力用在了别的文体上；或许他把注意力太多用到了为官上，文人的角色转换成了高官。
17年后，郭沫若奉还了重磅炸弹。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刊物上发表《斥反动文艺》，措辞严厉，指责沈从文是个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还将沈从文定性为“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斗争情绪”的反动文人，并说他“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
郭沫若的重磅炸弹，把沈从文炸晕了。1948年12月31日，沈从文在一张条幅上写下“封笔试纸”四个章草字。次年初，北京大学校园内又打出了“打倒沈从文”的标语。沈从文两度自杀未遂。肉体生命虽然捡了回来，但作为作家的精神生命，却从此死去了。
沈从文封笔了，一封就是四十年。在他生命的前四十多年，写下了五百万字以上的著述。而生命的后四十年，则几乎毫无作品。
郭沫若的檄文和沈从文悲剧命运有无直接联系，其对沈从文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无法有一个准确的说法。但是，念过七十年代《现代中国文学史》教材的人会发现，那里没有沈从文应有的地位。
1950年，沈从文转行，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年轻时，沈从文收藏成癖，曾遭到张兆和的埋怨，他不顾家里生计，不能自拔地收购收藏了数以百计的小罐小碗、瓶子和漆盒，没想到现在却成了他的专职业务。从此，沈从文隐居到博物馆里，终日在万千种丝绸、陶瓷、漆、玉、工艺美术图案中转。期间，文化大革命的狂飙也冲击到了他的隐居之地，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全都烧毁。沈从文还是幸运的，文革期间，很多作家都被公开凌辱、游街示众，沈从文却逃过了此劫。
文学家到底是文学家，研究员沈从文的研究结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成为该领域的权威巨著。你可能没读过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非常漂亮，很多专门做服饰考古的学者没有人能写出他那样出色的书。瑞典汉学家、诺贝尔奖终审评委马悦然给出如此的高度评价：“我觉得他写的那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一部非常有刺激性的长篇小说，最精彩的一部长篇小说。”马悦然说，沈从文是当时最接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然而这个奖项，对沈从文、对我们读者已经毫无意义。有沈从文的作品在那里就够了。
据说，沈从文之所以有这本填补服饰研究历史空白的著作问世，是缘于周恩来总理在1963年12月的建议。该巨著问世后，多次被国家领导人作为礼物赠送给外国友人。新中国后，郭沫若和沈从文二人一直不相往来。有次宴会沈从文与郭沫若邻座，谈到这本书，郭沫若主动说 ：“我给你写个序言吧！”于是，1964年6月25日，郭沫若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写了200来字的序言。天性善良温厚的沈从文认为，那是郭沫若在向他表示一点歉意。
沉寂文坛的四十年，只有两桩于文学有关的可以列入大事记的事儿：1957年，他才成为作家协会的一名成员；人民出版社为他出版了一本选集。
沈从文埋没在文物堆里的时候，就有一位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行者在研究他，这位学者他叫夏志清，正在努力发掘被忽略了的现代重要作家，他发掘了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也发掘了沈从文，他发掘并论证了这些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翻到他的著作《中国现代文学史》第八章，一个熠熠生辉的沈从文站在那里。夏志清写到：“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他能不着痕迹，轻轻几笔就把一个景色的神髓，或者是人类微妙的感情脉络勾画出来。他在这方面的工夫，直追中国的大诗人和大画家。现代文学作家中，没有一个及得上他。”
改革开放后，沈从文重新受到世人的关注和厚爱，其作品也一版再版。我们现在很容易买到他的小说和散文作品集。经过几十年的沉浮、积淀，和几代读者眼光的挑剔和筛选，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笔战硝烟已经远远飘逝，口号式的、公式化的文学作品没有禁得起时间的考验，而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继续和当今读者的眼睛谈着恋爱。沈从文的小说语言简洁、流畅，风格朴实、清新，有一股牧歌式的优美。我在写这篇读书笔记时，重看了根据他的小说《萧萧》改编的电影《湘女萧萧》，发现电影拍的太苦了，把小说中的纯真和自然的美都掩去了，失去了沈从文写小说时有意克制的含蓄笔法。
这里就不引用小说《萧萧》的原文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小说读一读。我想导演和编剧没有读懂沈从文，仿佛他们还戴着框子看他。夏志清读懂了沈从文，读懂了萧萧，作为被帮工诱奸的农村女，其人格之完美，丝毫没有受到侵害。读者读完小说，精神为之一爽，感觉到一切都是那么自然。
读懂沈从文不是一件易事。连经常读着沈从文的情书和家书的张兆和也有重新发现沈从文的感叹。
1995年，沈从文已经过世七年，张兆和出版了他俩的通信。在《后记》中，她写到：
“六十多年过去了，面对书桌上这几组文字，校阅后，我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在翻阅别人的故事，经历荒诞离奇，又极为平实……从文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隔世穿越，我们的耳边又响起沈从文回答左派批评家和读者的指责（说他只是一个以娱乐别人为目标的文体家）时非常冷静的答辩：“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我们试着反过来理解这句话，如何？为什么他的小说的生命力会穿越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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