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从什么地方来? (2)达尔文是唯物主义观点 | 2013-05-19 18:34:22 (被阅读 950 次) |  | 多弦新闻网报道：
这使人想起经济学家对人的本质的看法。经济学家认为，所有人的本质都是自私的，这是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所有经济规律和经济规则都是基于这一前提的。但问题时，是否人的一切活动都是经济活动，一切活动是否都是功利的，还有没有非功利的人类活动？比如审美活动、艺术活动、宗教活动等？他们都是基于人性自私的考虑吗？这样理解人和人性，显然是片面的。
但是，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从宗教的考虑出发，毕竟比局限于世俗生存的层面更深一层，人性是复杂的。对于自然界的生命现象，也不能光看到生存竞争。在更深的层面，自然界有一种“生生”之气，而无情竞争，只是一种杀气而已。宇宙自然中的“生生”之气，类似于古希腊哲人的所谓宇宙中的“至善”，它是至高无上的。
但基于基督教文化的局限，达尔文只是注意到人类社会道德因素的重要性，而不可能看到，在整个宇宙之间还存在着一种至高无上的“善”。而这对于中国的《易经》和老子的《道德经》来说，就是“生生”原则，发展到后来，就有儒家“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它强调人的生命与天地万物本是一体，人的生存也就是人类的生存；人类的生存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无限生机的一部分。人类的生存决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天地万物一体联系的。
把人的生命和天地万物的生存以及生机活力联系在一起，这种思想实际上正是把宇宙自然看作一个生命过程，宇宙自然本身就是有生命的。发展到现在，就必须赋予宇宙自然以生命，而生命进化意识决定论就是以此为立论基础的。而在西方文化背景中，人与自然、人与环境却总是游离的甚至对立的，这是由它的理性样式决定的（见我的《人类理性论》）。这种理性也是自然观的体现，这种自然观就决定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导致生存竞争。这一切绝不是偶然的。
至于达尔文晚年的《人类的由来》，试图用道德因素来纠正生存竞争理论的偏失，那就使人不能不联想到西方人的生存过分物质化的追求，而把超越物质生存的理想寄托于天国的彼岸世界的努力。在西方，社会道德是由宗教信仰决定的，所以达尔文晚年强调道德因素的重要性，实际是晚年达尔文向宗教信仰的方向靠拢，以弥合人类生存境界的片面和偏失。这种弥合可谓用心良苦，但是作为一种理论，却与先前的生存竞争理论前后断裂，出现了明显的矛盾。
出现这种矛盾和前后断裂并不奇怪。因为西方人的世界观就是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理性也是与信仰对立的。在人的生存世界，需要理性以指导人的活动；而在信仰的世界，理性不得问津。理性与信仰断裂，人与自然分离，这就是西方文化传统。但是西方有识之士却已经意识到这种文化传统的局限，并开始努力克服这局限，例如在新道家的发起人，美国物理学家F.卡普拉等人那里，已经在努力克服这种局限，而试图发展一种新文化观。
不能否认，生物界中存在着生存竞争的现象。但是，正如克鲁鲍特金在《互助论》中所强调的，生物界除了生存竞争之外，还更广泛地存在着相互依赖、互助互益、生死相依的一面。因为生物一旦面临着异己的生存环境，环境的压力就会把不同的生物甚至生物群体凝聚起来，而这种凝聚必须通过信息传达，也就是说必须通过意识传感而实现。这就凸现了意识因素对于生物的生存和进化的重要性。
在生物进化中，以往人们过分注意到物质因素，这种对生命的理解，是基于唯物主义的理解，它把生命理解为物质运动而不是有意识、有灵性的存在，意识和灵性，在生存竞争中被忽略了。而意识因素在生物演化和进化中的重要性，也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这正是新的进化论所必须纠正的。
为什么人或动物在航天飞机或宇宙飞船中会感到强烈的孤独？因为在宇宙太空中失去了原来的生存环境，失去了自然环境中与万物合一的意识场，生命被迫从环境中孤立出来，失去了原有的与环境意识的共鸣，在心理上已经被孤立了。所以，心理素质不好的、意志力不够强大的，是不能飞上太空的，那样会造成一生的心理创伤。生物尤其是高级生物在太空中的心理反映说明，生命存在绝不是孤立现象，他还有对环境的强烈依赖，这种依赖，就包括心理意识上的依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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